很多人知道金庸写了一辈子快意恩仇的武侠，是人人尊称的金大侠，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背后那个陪他白手起家的女人，最终落得了什么样的下场。1998年某天，金庸在家翻看报纸，突然在讣告栏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朱玫，他的第二任妻子，已经悄无声息地死在了医院，身边连一个送终的亲人都没有。
朱玫嫁给金庸的时候才21岁，比金庸小整整11岁。当时金庸还不是家喻户晓的金大侠，只是一个刚刚有些名气的小编剧、小撰稿人。朱玫本身是新闻记者出身，精通英语，见过世面，做事干练，根本不是那种传统的只会相夫教子的妻子。她与金庸是实打实的惺惺相惜，她理解金庸的梦想，也愿意陪伴他一同追逐。1959年，金庸做出了改变一生的决定——创办《明报》。那个时候香港的报业竞争非常激烈，根本可以说是你死我活，金庸没有背景、没有资金，报社开办时几乎可以说是站在悬崖边上，能不能度过第一年，连自己都不敢打包票。金庸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编辑工作，每天既要写社评，又要撰写武侠小说，还要盯紧版面，整个人几乎累垮了。那时，朱玫刚生下大儿子查传侠，身体没有恢复就投入到工作中，默默地承担起了所有的责任。每天从九龙家里做饭，坐船渡海送到港岛给金庸，来回多少次，没人去计算过。报社人手不够，朱玫直接顶上，成为了《明报》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她跑采访、写稿、校对版面，什么脏活累活都不嫌弃。
最艰难的时候，《明报》资金链几乎断裂，金庸焦急得团团转，却无计可施。朱玫毫不犹豫地拿出了自己娘家陪嫁的所有金银首饰，将它们变卖成现金，硬生生把即将倒闭的《明报》撑了下来。对于女人来说，嫁妆不仅仅是钱，更是底气与退路，而朱玫却直接将自己的一切退路都交给了金庸和《明报》。此后，《明报》逐渐站稳了脚跟，但朱玫的责任并未减轻。她一手带大四个孩子，同时还担任着《明报晚报》采访主任的职务。后来《华人夜报》创刊，她直接挂上了社长的头衔。她一边照顾家庭，一边撑起了报社，这样的双重压力，她一做就是近二十年。
1969年，《明报》创刊十周年，金庸在酒店举行了庆祝宴会，朱玫穿着一身玫瑰红的礼服，烫着精致的卷发，和金庸并排坐在主桌上，一家人拍下了那张流传甚广的全家福。那时的她笑得如此灿烂，似乎拥有了一切，谁能想到，裂缝早已悄然生长。1976年，金庸在纪念《明报月刊》创刊十周年的文章中，专门提到朱玫，写到她当年每天从九龙送饭到港岛的事，字里行间充满了温情。也就是这一年，金庸向朱玫提出了离婚，他在外面认识了更年轻的林乐怡，而这段婚姻破裂的消息，很快就在香港新闻圈传开了。
朱玫并没有撒泼、没有纠缠，冷静地同意了离婚，拿走了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明报》股份，带着孩子离开了曾经的家。二十年同甘共苦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谁也没想到，离婚不到十个月，更大的打击降临了。金庸接到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得知18岁的大儿子查传侠在美国上吊自杀。外界普遍猜测，孩子或许无法承受父母离婚的打击才做出如此极端的决定，这个说法虽然没有确凿证据，但也难以反驳。一个18岁的孩子，独自在异国他乡，消化着父母婚变的痛苦，那个压力，谁也无法替他承担。自那以后，朱玫与金庸彻底断绝了所有联系。
她不见面，不回应，不管金庸做什么，都不再接触，连半点沟通都没有。有些人认为她偏执、固执，甚至是自讨苦吃，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经历了被抛弃、失去儿子的打击之后，她所能做的就是关上所有的门，守住自己最后一丝尊严。这不叫偏执，而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情。离婚后，朱玫一个人生活，虽然手中依旧有《明报》的股份，按理说日子不至于太差，但她几次投资生意都失败了，钱越来越少，大别墅卖掉了还债，住处也逐渐变小。直到90年代中期，有人曾在铜锣湾街头见过她摆摊卖手袋，风吹日晒，坐在路边招呼路人。
那人把这件事告诉金庸，金庸只回复了三个字：不至于吧。这三个字，也许表达了金庸的震惊，或许是他根本不愿意相信，那个曾经陪自己从零起步的女人，竟然会沦落到摆摊为生的地步。后来金庸对外透露，他一直想帮助朱玫，但朱玫自己拒绝了，她宁愿过独立的生活。金庸的现任妻子林乐怡也曾表示，她提议过去看望朱玫，但金庸始终不愿意去。林乐怡甚至感慨，朱玫其实人不错，但她始终不理解金庸为何不去见前妻。这番话连外人都能说出来，金庸心里的想法，也不难想象。这些年，朱玫的脾气变得越来越不好，连自己的子女也被她推开，很多人说她性格古怪。可其实，她的古怪背后，是经历了太多的打击：被抛弃、失去儿子、事业失败，谁能在经历这些后依然保持温和从容？人在极度的压抑中，难免会变得尖锐和带刺，这不是性格缺陷，而是无可避免的自然反应。她拒绝金庸的帮助，并不是不需要钱，而是拒绝他的施舍，她要守住最后一点尊严。
1998年11月8日，朱玫病逝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她走的时候，病房里没有一个亲人陪伴，最后签署死亡证明的，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后事也由医院代为安排。63年的人生，最后的句号，竟然是一个陌生人签的。金庸得知消息时，并不是医院通知，也不是亲友告知，而是他在家翻看报纸时，偶然间看到了前妻的讣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一般击中了他。后来，不论是面对记者，还是面对白岩松，金庸都说过同一句话：我对不起朱玫。一句对不起，说起来容易，但朱玫在铜锣湾风吹日晒的那些年，她孤身住在小房子里的日子，她躺在病床上等待的那些日子，这句对不起，来得太晚、太晚。那扇她关上的门，金庸从来没有真正推开过。
许多香港新闻界的老人都知道，《明报》创业最艰难的那几年，朱玫占据了一半的功劳，这话没人会公开说，也没人会否认。她陪金庸从一无所有走到事业有成，最终却没能得到任何迟来的温情，甚至在最后时刻孤独死去，真让人忍不住感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