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日上映。该片由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联合摄制，贵阳博纳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出品。《四渡》由青年导演徐展雄执导，刘毅编剧，刘烨、王雷、王志飞、于适等出演。
在深圳文博会举办期间，该片收获了广泛关注。5月22日，贵州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谢念在电影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分享了《四渡》。他说：“人生纵有至暗时刻，信仰永远是希望的渡口。让历史有温度，人物有血肉，精神有回响。”
同日，深圳特区报&读特记者专访了博纳影业董事长于冬，听他更为详细地讲述这部大型史诗电影从筹备制作到即将上映“背后的故事”。
一篇“小作文”请动刘烨，为演毛主席大幅减重
电影《四渡》讲述了长征时期毛泽东带领红军，从一渡的被迫无奈，到二渡的出其不意，再到三渡的精妙一笔，最后到四渡的神来之笔。作为影片的第一主角，毛泽东的扮演者至关重要。
据于冬介绍，这已是刘烨继《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之后第三次扮演毛泽东。起初，刘烨婉拒了邀约。“他觉得他没有准备好，他不想再演。”于冬透露，刘烨对扮演伟人心怀敬畏，推掉了建党、建军之后几乎所有的相关角色，包括多部电视剧。
但于冬没有放弃。他给刘烨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小作文”，告诉他：“拍《四渡》，非你莫属。”
几天后，刘烨来到于冬的办公室。
门一开，于冬愣住了。站在他面前的刘烨，瘦了很多。“我说你现在多少斤？他说不到140斤。要知道刘烨可是一米八七的个儿。”于冬当下认定，这就是他心目中四渡赤水时期毛泽东的形象。
刘烨坐下来，开门见山：“于总，你那个小作文让我很感动。到底怎么拍？我想听。”于冬把还在修改中的剧本递了过去。刘烨连夜看完，第二天一早便发来信息：“剧本非常精彩。”他答应了。
为了更贴近角色，刘烨在筹备期的几个月内，从不到140斤再减17斤。于冬感慨：“他那个忧郁的眼神，和他所塑造的在失败当中的焦虑，是主席长征之后任何历史时期没有的。这是他最艰难的时刻。”
那一年，真实的毛泽东42岁，正经历着此前因“左”倾错误路线排挤而离开军事指挥岗位数年后，重新执掌红军指挥权的艰难时刻。而刘烨，45岁。于冬说，年龄上“非常吻合”。
致敬经典超越经典，补充书写遵义会议“马灯相会”
作为一名资深电影人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于冬的大脑片库里有海量的影片记忆，尤其是对中国国产的优秀电影如数家珍。“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1983年版《四渡赤水》我看了无数遍。”于冬说，“我小时候特别爱看打仗的片子。”他甚至能够倒背如流。
在于冬看来，今时今日再拍《四渡》，既要“致敬经典”，更要“创新表达”，否则就没有再拍的必要。他把导演和美术师叫来，指着1983年版说：“你看看人家的服装，人家的陈设。四十多年前的电影，贵州蒋介石公馆里的玻璃是琉璃花的，枪械的考究，我们不能输。”
那么，2026年版的《四渡》多了什么？
首先是遵义会议。于冬指出，1983年版受限于历史条件，未呈现这场决定了红军命运的关键会议，直接进入战斗场面。“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四渡赤水。”
于冬讲起一个流传甚广的典故：“据说蒙哥马利元帅访华时夸赞三大战役，毛主席却说，三大战役不算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他接着讲述了两个细节，声音明显放缓了。
第一个是“马灯相会”。1935年，贵州，一个寒冷的冬夜。在决定红军命运的“打鼓新场”争论中，毛泽东是孤独的反对派。所有人，包括周恩来，都同意打。只有他一个人说：不能打。那晚，他提着马灯，独自走过两里泥泞的山路，去找周恩来。于冬说，他无数次想象那个画面——“一个孤独的背影，在深深夜里，一夜无眠。”与此同时，周恩来也提着马灯出门找他。两人在村口相遇，由此结下了此后五十余年的战斗情谊。
第二个细节，是一个鸡蛋。极度困苦中，周恩来把仅有的一个鸡蛋递给毛泽东：“你吃吧，这些天都没怎么吃东西。”毛泽东拿着鸡蛋，也没有吃，让人送给贺子珍。“她需要。”于冬转述这个细节时，顿了顿，“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内心的柔软，就靠这一个鸡蛋连接了。”
影片启用了青年导演徐展雄。演员于适在片中扮演一位从排长被“降职”的普通战士——因为战斗减员，连长当班长，排长当普通一兵。用他的眼睛，去看这支军队，去看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如何从“不理解”一步步变成“贯彻执行”。
目前，影片已组织业内同行和专家试片。于冬转述大家的反馈：“没想到，拍得挺好看，有惊喜。”
九十年前的血战，是今天同龄人的青春之歌
如今的电影市场，主力观众是年轻人。一部讲述九十年前历史题材的电影，如何打动他们？
于冬的答案，藏在另一个数字里。九十年前，那支从血战湘江中突围而出的红军队伍，平均年龄不到20岁。很多战士只有十五六岁，搁在今天，不过是一群高中生。那些指挥官呢？林彪、聂荣臻，三十岁出头，是今天的“90后”。
“青春的气息是相同的。”于冬说。
拍摄期间，有一幕让他印象深刻。在贵州，许多群众演员是当地的大学生。那是贵州最冷的一月份，气温降到零度以下，这些年轻人穿着草鞋，在湿冷的山路上奔跑、攀爬。于冬觉得，这种体验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传承。
对于今天的年轻观众，于冬有一肚子话想说。他观察到了当下的情绪——“我们都说躺平了，说别干了。”但他希望通过《四渡》，让年轻人理解另一层意思。
他说，片名里的“渡”，不止是四次渡过赤水河。“更是度天下，度苍生，度自己人生的艰难和困境。每一个人在电影当中，是不是能够找到自己的精神力量？”
他的语气变得坚定：“面对困难的时候，你要想一想，怎么能够度过这个困难。我们回避吗？逃避吗？退缩吗？躺平吗？”他自问自答：“在这样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更需要勇气、信仰的力量。”
从《给阿嬷的情书》到深圳故事，博纳将在大湾区深耕细作
采访的后半段，话题转向了另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这部小成本的方言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成为今年电影市场最大的黑马。
于冬还没看，但他已经听说了太多。“我觉得每一个中国电影人都要去认真学习，好好看看。”他说，语气里没有客套，全是认真。“它为什么能够破圈？为什么能够打通关？”
他透露了一个细节：在戛纳电影节上，《给阿嬷的情书》的海外版权已经被疯抢。“我们的销售团队说，东南亚版权早就被人买走了。这个电影像长了翅膀一样，会传遍全球市场。”
于冬坦言，这些年他拍了很多大历史片、重大题材，从《长津湖》到《中国医生》，每一部都是大投入、大制作。但《给阿嬷的情书》给了他一个提醒：“这些人间烟火，需要你去触摸、去真切地感受。你自己都没被故事感动，怎么能去感动观众？”
他由此谈到中国电影产业正在经历的变革。非科班出身的创作者，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提到韩寒——从作家转型导演，拍出了小镇青年的独特故事。他还提到那些更草根的创作者：有的人一边接广告养活自己，一边默默写剧本，手里攒着十几个本子，就等一个机会。“中国电影不一定都是科班出身。AI的创作也带来了全民参与创作的基础。我希望更多的来自普通人的创作灵感和艺术才华，能够得到关注。”
话题自然转到了深圳和大湾区。
于冬透露，博纳已在广州南沙设立了南方总部。他们在广东拍了《中国医生》，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紧接着，在佛山拍摄完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也已进入后期制作——那是一个关于1955年外交暗杀事件的故事，隐蔽战线的国安人员与香港爱国人士一起，与国民党反动派潜伏人员斗智斗勇。
他如数家珍地回忆起珠影厂的经典——《雅马哈鱼档》，拍的是改革开放后普通人的情感故事。“那些故事多么打动人。”
于冬最后把目光投向了深圳。
1979年，蛇口工业区打下第一桩，深圳改革开放由此启幕。到2029年，这座奇迹之城将迎来改革开放50周年。“这五十年当中发生了太多创业的故事，引领整个经济大潮的人物的命运变迁，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潜心创作的。”
他顿了顿，像是在做一个承诺：“这些故事，你把它拍下来留下来，多少年之后再看，是有电影承载的，这是无比重大的功德，有福报，对今天的社会要有时代的折射。”
博纳影业融媒体中心
记者：刘莎莎
责编、审核：L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