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看到古装剧里出现通缉犯的情节时，我总忍不住皱眉：这通缉令上的画像也太抽象了吧！怎么看都像是几笔随意勾勒的轮廓，真能抓到犯人吗？想都不用想，效果肯定差强人意。紧接着的镜头几乎总是那样——通缉的人戴上帽子，把帽沿压得低低的，轻轻松松就混过了。这么说来，既然犯人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通缉令，那通缉令到底凭什么还管用呢？秘密就在那通缉令最后的一句话里。我们慢慢往下看，就会明白其中的玄机。
你的画就是一个印象。别的画家这样评价莫奈，而莫奈却毫不在意地回应：好，那我们就叫印象派。又有人对马蒂斯的画指指点点，说：你们的画，简直像一头野兽。马蒂斯却一笑置之：好，那我们就叫野兽派。印象派、野兽派，这些名字随心所欲得让人忍俊不禁，可比起中国古代通缉令上那些随意的画像，真是小巫见大巫。虽然印刷术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可它是宋代才发明的，在此之前发通缉令，人家画的可是手工真迹。更何况毕昇发明的是活字印刷术，你能想象古代要把通缉犯的画像做成马赛克拼图去印刷吗？完全不可能。
所以，在古代，画师是个抢手货，就像今天的短视频剪辑师一样炙手可热。短视频的热潮还不知道能持续几年，而画师的需求，从古至今却绵延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发布一张通缉令，哪能只画一张？需要无数张，而且没法印刷、不能复制粘贴，只能一张张手绘完成。至于第一张原稿的水准，真不好说，毕竟像《猎罪图鉴》里的沈翊那样的画师可稀缺得很，哪找得到第二个？第一张画风难以保证，后面的就更别提了。就像龙生九子各不相同，画师们完全不可能画出千篇一律的作品。可惜啊，老百姓看到的通缉令，风格差不多比毕加索的作品还抽象。总的来说，看的人只能知道这里画了一个人，能分清男女已属不易，要是还想辨认年龄、五官特征，那真得靠缘分了。
既然老百姓靠通缉令几乎找不出罪犯，那官府到底靠什么抓大罪犯呢？这就得从古代人们的生活状态说起。现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人口比例大约是7:3，也就是说十个人里有七个住在城市。而这种比例变化不过二三十年的事，七八十年代时，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比例还是3:7。也就是说，当时十个人中只有三个人生活在城市。而在古代，这个比例更低，十个人里也许只有一两个人住在城市。
自周朝起，我国就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即便富可敌国，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就像《知否》中，顾廷烨的母亲带着丰厚嫁妆嫁给没落爵爷，自己花了不少钱，却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顾家老家的大女儿淑兰，娘家陪送嫁妆、店铺，而丈夫只是个秀才，却居然对她家施以家暴，可见商人的社会地位之低。商人做的是走街串巷的生意，依赖城市的流动人口，但在古代，谁会乐意做商人呢？除非别无选择。
在农村，人们一起生活、一起劳作。就像《白鹿原》中描写的庄子，两大姓百家和鹿家的人，从出生到死亡，上下三代的生活几乎都在彼此监视下，秘密根本无处藏身。丢只猫都能找到，更别说想藏人了。自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全国如同一盘棋。萧何在刘邦攻下咸阳时，并不抢金银财宝，而是抢户口簿，为的就是迅速掌控当地百姓。古代社会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虽然今天普通话推广，方言区域日益缩小，但在古代，没有大规模人口流动，官话只在朝廷中使用，普通老百姓开口便知谁是外乡人。
如果一个村子出现外乡人，就像鹤立鸡群，立刻引起注意，总会有几个人上报官府。官府当然重视，谁不想干得漂亮、升职加薪呢？农村藏不了人，那就隐于市，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罪犯投奔亲戚、藏身城市即可。城市邻里关系疏离，互不干涉，谁也不清楚别人干什么。
然而古代有连坐制度，这就是商鞅发明的概念。如果有人包庇罪犯，全家可能受到牵连。商鞅自己晚年逃亡时，客栈老板因为害怕连坐，不敢收留他，最终导致被车裂。还有黥刺刑罚，即在犯人脸上刻字。人要脸、树要皮，这等明显标记，就像脸上贴着我是坏人的告示牌，百姓见了自会避让，官府抓捕自然顺利。
最关键的一点，通缉令的最后总会写上一句——重金悬赏。世人攘攘，皆为利来。无论古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现代公安或个人发出的悬赏令，奖励三五千元相当于一个月生活费，十几万则是一年的收入。古代更夸张，宋徽宗曾下诏，赏三千贯抓捕邪教分子，相当于现代一百五十多万人民币，足够三四线城市买套房，妥妥的巨款！
大家都希望生活在安定的社会中，作奸犯科之人，无人喜欢。所以，社会安定需要每个人的共同维护，每个人都应积极参与，贡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