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光灯骤然洒落，王骁站在百花奖的舞台中央，并未像许多演员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表演理论，也未提及任何形而上的艺术理念。他只是缓缓开口，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那话语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在拍摄《南京照相馆》之前，我回了趟南京，找到小时候的伙伴，小学同学，只求他们陪我说上三天纯正的南京话。 三天时间，什么都不做，只是用浓郁的乡音喃喃细语。 乍一听，这似乎像个玩笑，然而王骁却手捧着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杯。一个地道的南京人，演绎属于自己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却还要特意提前三天沉浸在熟悉的方言之中——这件事本身就充满了耐人寻味的味道。 王骁解释道，他从小就在南京扎根，直到十几岁才离开家乡。虽然离家多年，南京话的韵律依旧在舌尖萦绕，但唯有唤醒它，方能将它重现。他选择了一种看似笨拙却又无比聪明的途径，并非请专业的配音老师来雕琢发音，而是直接邀请发小出来，只为三天时间，专心致志地用南京话聊天，回忆童年趣事、老城南的旧街、那些能吃能喝的市井烟火。 王骁这样形容，这是一种唤醒潜意识的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这潜意识二字，蕴含着更深层的含义：那些语音、语调、语气词，并非消失，而是沉淀在记忆深处，需要与你心有灵犀的人一起，才能重新浮出水面。更重要的是，王骁接下来的话语，更让人印象深刻：我们那个时候接受这方面的教育非常频繁，次数很多，它就在我的骨子里，它在我的身体里，在我记忆里，我随时可以调动它，因为它是我家乡的事情，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要真正理解王骁口中的骨血里的教育，就必须先了解南京这座城市，是如何教育自己的孩子认识那段残酷历史的。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1937年12月13日，日军残暴攻陷南京，三十万无辜同胞惨遭杀戮，城市近三分之一被夷为平地，无数珍贵财物遭到掠夺。 对于南京的孩子们来说，这段历史绝非课本上冷冰冰的文字，而是活生生的记忆。 南京市教育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联手编写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分为《血火记忆》、《历史真相》、《警示思考》三册，分别对应小学、初中、高中三个阶段。这意味着，一个南京孩子从学戴红领巾，到拿到高中毕业证，这套历史教育始终如影随形。 更令人触动的是那项特殊的行前一课——所有南京高中阶段的国际班毕业生，在出国留学之前，必须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敲响和平大钟，聆听幸存者的证词，寻访那段历史的遗迹。这项制度自2010年萌芽，于2021年正式成为全市普通高中和职业学校国际课程班毕业年级必修项目。 2021年至2025年间，近八千名准留学生都曾参与其中，参与学校也从最初的十八所扩大到了二十二所。 王骁出生于1978年，那个年代虽然尚未出现如今这套系统化的读本，但南京人对1937年12月13日这段历史的代代相传，却只会更加密集——它早已深深镌刻在家族记忆之中。 爷爷奶奶的邻居、外婆的表亲、隔壁大爷的叔伯，总有长辈亲身经历过那段惨痛岁月。 所以，王骁所说的它就在我骨子里，绝非空洞的文艺辞藻，而是每一个南京孩子共同的成长印记。 在《南京照相馆》中，王骁饰演的金承宗，是一位栖息在秦淮河畔的吉祥照相馆老板，而正是这种人物的复杂性，最令王骁心生向往。 他坦诚地说道：老金这个角色内心极为复杂，一开始，我觉得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家国情怀，更多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而自保。吸引我的，并非他最终爆发的爱国情怀，而是他的胆怯。 他的胆怯让我感到亲切，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懦弱的瞬间。
这段话，几乎将老金从那些俗套的抗战英雄形象中解救出来。 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南京老城南店主，精打细算，疼惜妻子，也关乎着那点微薄的家业。 1937年12月南京城陷的那一天，他第一反应是想保全自己的小家，这是一种最朴素的人性反应。然而，当映照着日军暴行的底片摆在面前，当家园沦为废墟，亲人一个个离去，他内心的生存本能，才被良知所撼动——他毅然决定将底片送出去，为这个国家呐喊。 这种由胆怯到决绝的转变，如果由一位对南京只有旅游印象的演员来演绎，很容易流于极端：要么过度懦弱，显得不真实；要么过分英勇，显得突兀。 但王骁不同。他自身就是一个南京孩子，他太了解1937年12月13日之后南京普通人家所经历的心理转变了——因为这段历史，他可以随时调用自身的情感储备。 更值得玩味的是，影片中，当老金用南京话念出雨花台、夫子庙、挹江门时，每一个字都不是刻意表演的南京话，而是他作为南京人，自然而然地念诵着家门口的地名。这种细微的差别，是观众的耳朵能够轻易分辨出来的。 王骁仅仅三天时间，沉浸在南京话的语境中，换来的，就是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真实自然。 谈及此，不得不将《南京照相馆》背后的真实历史铺开，否则就无法理解王骁那句它就在我骨子里的重量。 电影中吉祥照相馆的原型，是南京长江路估衣廊10号的华东照相馆。 1938年1月，一位日本少尉军官将两卷樱花牌胶卷扔进了估衣廊10号。当时年仅15岁的学徒罗瑾，在暗室的红光下显影时，瞬间僵住了——显影液中浮现的，并非樱花，而是刺刀之下倒下的同胞，被侮辱的妇女，以及熊熊燃烧的房屋。 接下来的几个月，罗瑾冒着生命危险，冲洗了数十张照片，从中挑选出16张最为清晰的，制成了一本小相册。相册封面是他亲手绘制的：两颗被利刃刺穿的心脏，滴落的鲜血汇聚成一把锋利的刀，刀尖上方赫然写着一个鲜红的耻字。 1940年，罗瑾离开了照相馆，1941年初在一次大清洗中，他将相册藏在了毗卢寺的厕所墙洞里，几天后，相册却不翼而飞。命运的安排——同在集训队的吴旋，意外发现了这本相册，并将它转移到了毗卢寺佛像底座下，随后又带回家中珍藏。 1946年，南京街头张贴着征集日军罪证的公告，吴旋取出了珍藏五年的相册，郑重地署名提交。1947年2月6日至8日，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这本相册作为京字第一号证据在法庭上出示。同年4月26日，谷寿夫被押往雨花台刑场执行枪决。
几个关键数字令人印象深刻：15岁的罗瑾、16张照片、1946年提交、1947年出示、4月26日枪决。这条时间线，就是王骁口中铭刻在记忆深处，甚至融入基因的真实底色。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京照相馆》在盛夏上映，仅仅十几天就收获了超过六千万的观影人次。而2025年12月13日，则是第十二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王骁的案例之所以能够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广泛关注，王骁作为南京人，历史教育融入骨血，以及王骁拍戏前找发小练了三天南京话，两个话题能冲上热搜，背后实则折射出观众对一种全新表演伦理的认知。 近年来，我们见过太多毫无情感的数字演员，配音对口型，在绿幕前比划，方言戏靠后期制作。观众早已感到厌倦。 王骁这种看似笨拙的做法，反而击中了观众的内心：你就演你自个儿的城市故事，还得回去泡三天乡音？但这三天泡出来的效果是什么？是能够将一个胆小怕事的老金，演到观众心坎里去。他说过，许多细微的表情，通常不是刻意表演出来的，而是自然流露。 这句话，或许能够回答表演行业一个长期困扰的难题：在塑造角色时，是技术更重要，还是我是谁更重要？ 对于大多数演员来说，演绎南京大屠杀题材需要付出努力——查阅资料、观看纪录片、走访纪念馆。而王骁则无需从零开始构建认知，因为他早已完成了这些工作。南京中小学那套《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加上家族代代相传的口述历史，早已为他构建了一个丰富的情感数据库，开拍时只需将其调动即可。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轻率行事。相反，正因为他对这段历史了如指掌，他才更加不敢敷衍了事——三天时间里，专门回南京找发小练习南京话，正是为了避免老金这张脸上出现丝毫违和的音调。 百花奖颁奖晚会上，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细节。王骁捧起最佳男配角奖杯后，前往媒体采访区，情绪逐渐平静下来。他坦诚地表示，只匆匆与亲眼见证他获奖的母亲见了面，简单地说了句：我爱你。 一个南京的儿子，演绎了一部关于南京的电影，获得了荣誉，第一句告白是对自己的母亲。 这个画面本身就像《南京照相馆》的一种延续——老金在那个年代想要保护的小家，和王骁今天站在领奖台上对母亲的那句告白，隔了近九十年，却通过南京话，通过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奇异地被连结在了一起。 王骁在阐述老金这个角色时曾说过一句极具力量的话：其实老金最吸引我的，不是他最后那种迸发的爱国情怀，而是他的胆小。
胆小，才是普通人的真实写照。 而一个南京孩子将另一个南京孩子的胆怯和勇敢演绎出来，这件事本身就构成了《南京照相馆》最坚固的情感基石。 电影里，当老金用南京话念出雨花台、夫子庙、挹江门时，银幕外的王骁大概也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这些地名，对他而言，并非台词，而是通往家的路。 三天南京话，唤醒的不仅仅是熟悉的语感，更是这座城市每一代孩子被反复讲述的那个关于1937年12月13日的残酷故事。王骁用饱含深情的演绎，将它完好地交还给了老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