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香港电影院，排片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武侠和赌片的名字，观众早就看腻了同一套菜式轮番上桌。就在那时候，《危情》的海报贴了出来。陈雅伦的脸占了画面正中间，眼神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很多人是冲着“尺度”两个字买票的，但散场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被拽进了一个比想象中沉得多的故事。
阿芳的麻烦从开头就压得很实。她的男朋友偷了一笔钱，跑了，留下一句“你帮我还”，人就消失在去澳门的船上。追债的人上门，把门敲得咚咚响，话也说得硬：“钱，你来背。”她拿不出来，对方就给她指了另一条路。那不是选择，那是生活堵死了所有出口之后，留下的唯一一条缝。她选了活下去。电影从那一刻起就没亮起来过。
陈雅伦在这部片子里不太像她那个年代的别的女演员。她没有那种压场子的艳，也没有那种端着的矜持，她有的是一种更稀缺的东西.一种被生活摁在地上摩擦过很多回，但骨头还没散架的韧性。有一场戏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她站在浴室的镜子前，伸手把镜面上的水雾擦掉，自己的脸越擦越清楚，表情却越来越糊。那个动作不长，但它把整部电影要说的东西全部讲完了——她认得那张脸，但她已经不确定自己还是不是自己了。
导演在访谈里说过一句话，他说他想拍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怎么掉下去，而是她怎么在掉下去的路上一直没松手。那些容易被记住的镜头在整部片子里占的时间并不长，大部分时候，镜头只是跟着她走，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坐在茶餐厅里发呆，或者半夜对着电话机犹豫要不要拨那个号码。那些片段没有戏剧性，没有推动剧情的作用，但它们是整部片子的底子。《危情》不是一部拍欲望的电影，它拍的是孤独.一个被最信任的人丢下之后，一个人怎么在这座城市里继续漂着。
结尾阿芳站在码头，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看着远处的船，没有哭，没有告别，没有戏剧性的收场，只是站着，站了很久。那个镜头拍得特别冷静，不告诉你她后来怎么样了，不替她安排一个归宿，也不替她喊冤。它只是把她放在那里，让观众自己去想后面的事。这种收尾方式在今天看依然少见，不消费苦难，不渲染惨烈，只是把那个画面留在那儿。
后来我再想起这部片子，记住的不是那些被反复讨论的片段，而是她在夜里一个人走路的声音，是那碗没吃几口就凉了的饭，是她站在码头的时候，风把衣摆吹起来又放下。有时候电影的力量不在于它给了你多少，而在于它愿意安静地停在一个地方，不推你，也不拉你，只是让你坐在那里自己待一会儿。到最后你会发现，那些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其实已经被看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