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问的电影，从不曾铺陈一地鸡毛，那纯粹是艺术的凝练。银幕上的他，总能沐浴在光芒里：颠沛流离于香港，历经污辱仍挺直脊梁；对妻子温柔体贴，对徒弟一视同仁；纵然身处日本人设下的绝境，亦从未动摇半分。这般天生赢家的设定，令人热血沸腾，谁又能抵挡？然而，真正的叶问，不过是饱含缺憾的凡人，甚至可以说，他的生活，常常泥泞不堪，与光鲜毫不相干。 要还原这一切，必须追溯到他离开佛山，南下香港的那一年。 许多人误以为叶问是被日本人逼迫才逃到香港的。毕竟，电影里的场景太过震撼人心：叶问在佛山遭受日本军官的压迫，忍无可忍后奋起反抗，最终只能带着一家人，风尘仆仆地逃往香港。观众既心生同情，又暗自为他加冕英雄光环：这就是民族英雄的形象啊！ 可仔细翻阅历史，时间线却显示出端倪——这其中的关联，并非如此简单。 1945年，日本宣告战败投降，早已撤离中国。而叶问真正离开佛山的时间，却是1949年——那是国共内战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政权更迭的危急时刻。叶问曾任职于佛山警察局，身份复杂；加上家境日渐衰落，局势动荡不安，他选择离开佛山，前往香港，寻求一条新的出路。 他后来这样形容：是政治原因。简单粗暴地说，他是在逃离，也是在孤注一掷。 离开佛山时，他仅携大女儿叶汉同行，妻子张永成以及其他几个孩子则被留在内地。谁能预料，这个抉择，会将这个家庭生生撕裂，有些人，一去不返。 抵达香港后，电影里描绘的刚踏足地就遭受嘲讽的穷困大师的画面，与现实竟出人相似，只是少了许多狼狈不堪的细节。 彼时的香港，正处于战后重建的关键时期，潮汕人、上海人、内地各地的难民、工人、商人，如同奔流的江河一般，涌向这座城市。叶问孑然一身，既无钱财，也无稳定的工作，更遑论开设武馆授徒。他最初寄身于乡亲、朋友家中，随后辗转至港九饭店职工总会。 那段时日，是他命运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港九饭店职工总会，是左派工会组织，宛如一个工人群体活动中心，聚集着不少热衷于拳脚技艺的人。一位名叫梁相的人，在那里担任主席——并非什么官场大人物，却能在工人圈内拥有极高的人气。他从小习武，对拳脚功夫怀有近乎痴迷的狂热。
梁相第一次见到叶问，正是在这样一个场景：工会的人听说一位佛山的咏春高手前来，纷纷起哄，要求他展示一下拳脚功夫。有人说，那次的比武并没有多少观众，只是工会里一个普通的练功间；也有人说，那天门外挤满了人。但无论哪种说法，结局都是一致的——梁相心服口服，拜他为师，成为叶问在香港收取的第一个正式徒弟。 许多年以后，梁相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师父出拳不重，但我就是动不了。这句朴素的感叹，仿佛将那个时代的武林氛围一并带了出来：没有电影里那种盛大的场面和华丽的氛围，只有一帮半文盲、工人阶级出身的人，围坐在简陋的楼房里，观看两位武者切磋，胜者即为师父。 梁相不仅是叶问的大弟子，更是他融入香港社会的引路人。 在梁相的积极奔走下，叶问开始在港九饭店职工总会里授徒。那时的武馆，最初仅仅是一个工会楼里腾出来的一个房间，靠着墙壁简单搭建，地面留下一块空地，大家脱下鞋子，汗水滴落在水泥地上，一练就是几个小时。这种临时搭建的武馆，为叶问在香港奠定了最初的一点名气。 随着口碑的传播，前来学习咏春的人越来越多，工会里的空间显然已不够用。叶问在梁相以及其他徒弟的帮助下，四处奔波，寻找新的场地，租房子、搬场面，有时是在天台搭建简易棚屋，有时是在旧楼里挤出一点空地。场地不断更换，直到后来，才算在利达街安稳下来。 你可以想象那一幅画面：香港街道狭窄，利达街那种老旧的楼房，楼梯狭窄昏暗，墙壁上涂着已经脱落的油漆，楼上某一户房门打开，传来腾、腾、腾的踢打声，年轻人们挥汗如雨地练习对练，角落里放着一个破旧的痰盂、一把老式电风扇，师父穿着普通的长裤、布鞋，嘴里叼着烟，一边看一边指出谁的架势不对。 这，就是叶问武馆最真实、最不起眼的样子。正是这种破旧中孕育出的咏春，才一点点向外传播开来。 也正是在利达街这个阶段，叶问真正被推向了宗师的位置——学生越来越多，有工人，有店员，有校友，有街坊。有人后来成了地产商，有人成了警员，有人出国闯荡。他们口耳相传，佛山叶问的名号，逐渐演变成香港武林中一个响亮的招牌。 但就在一切似乎朝着好的方向发展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选择——他染上了鸦片。 今天回望，许多人喜欢用那是旧社会的习惯当时很多人都抽的说法，轻描淡写地将这事儿归类。但具体到一位师父、一位家庭，鸦片却如同一把刀，一个深渊，一种毁灭。 关于叶问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抽鸦片的，具体的日期难以考证。有人说，他早年在佛山当差期间就染上瘾；有人说，到香港后精神压力巨大、经济拮据，又有人带他去烟馆放松，一时冲动就上瘾了。各种说法最终指向一个结论：到了利达街时，他已经是一名鸦片瘾君子。
抽鸦片，对一个普通人而言，是家庭的灾难；对一位武师而言，更是人格的崩塌。弟子们起初是忍气吞声，认为师父不容易、可能是身体疼痛，或者选择视而不见。但终有一天，那个房间里的烟味会弥漫到令人窒息的程度，师父的动作会逐渐变得迟缓，有时上课迟到，有时干脆缺席。 梁相和其他弟子，内心积压着愤怒，也压抑着愧疚。有人认为这是弟子失职，没能好好看顾师父；也有人忿忿不平：他们辛辛苦苦为武馆操劳，学费交得紧巴巴，师父却把钱烧在烟膏上，这是何等的理所当然？ 思虑再三，他们决定写一封信。 那封信，是弟子们共同起草的。没有华丽的辞藻，核心意思只有一个：师父，请您戒烟吧。信中既有劝诫，也有请求，还有一丝我们实在看不下去的控诉。写信这件事，说到底，就是弟子们最后一次温和的抗议。 这封信的字迹、纸张、落款，在历史的长河中，或许早已消散无踪，但它所引发的后果，却清晰地记录在现实中。 叶问收到信后，并没有像电影里那样痛改前非，重新做人；他也没有与弟子们坐下来坦诚沟通。他只是看完信，沉默不语。然后，他做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动作：吩咐人收拾行李，搬离利达街。 留下的，是一屋子弟子，手足无措地看着师父离开，连一句真情实语都没能说清。 在公开场合，叶问将事件的责任推到了一个人身上——大弟子梁相。 他认定，是梁相主导了这次联名劝戒，是在逼迫他，是在让他众所周知地难堪。梁相苦口婆心地解释，说大家只是出于关心，希望他能够好好生活。但在一位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武师眼中，被弟子指责，如同在脸上写满了不配为师。 那段时间，是师徒关系中最冰冷、也最尴尬的时期。梁相百口莫辩，最终选择离开香港，去了澳门，躲了整整一年。直到风平浪静，直到叶问气消，他才试探着回香港，重新出现在师父面前。 一位弟子，跟随师父闯荡江湖，帮助他打开香港的局面，最终却因为一封劝戒信，被迫离乡避走澳门。这种复杂的情绪，多年以后才被人提起，往往被一句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的冲突的空话简单地盖过。可对于当事人来说，却是难以磨灭的裂痕。
而这道裂痕，一度延续了整整八年——直到两个儿子抵港之后，叶问的鸦片瘾才逐渐戒除。 八年，足以让一个人从壮年走向衰老。鸦片不仅侵蚀着身体，也玷污着名声。 这段经历，更显得讽刺：在电影里，我们看到的是叶问在香港苦心教拳，将咏春拳传遍世界；但在现实中，叶问在香港期间，确实让咏春扎根了，却在最关键的几年里，沉溺于鸦片，每一步都步履维艰。 如果说鸦片是一根刺，那么他在情感生活上的选择，则是另一个让人难以完全美化的现实。 当年离开佛山时，他和妻子张永成是恩爱夫妻。他们结婚多年，育有数个子女。那是典型的传统家庭：丈夫外出闯荡，妻子在家持家育儿。 叶问到香港后，最初也想把妻子和孩子接过来。然而，偏偏赶上了一个封关的年代。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英双方对边境管理收紧，往来变得异常困难，有些时候几乎等于全面封锁。签证难得，偷渡风险巨大，许多家庭被生生地撕裂，一半在香港，一半在内地，各自忍受着思念之苦。 叶问和张永成，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香港，靠授徒为生；她在佛山，带着几个孩子，过着节俭的生活。贫困、动荡、分离，再加上长期隔断，他们的感情逐渐被现实磨损，演变成各奔天涯的局面。 1960年，张永成在内地病逝。她临终前，未能与丈夫在世见一面，也没有踏上香港的土地。这一点，是对电影的最大讽刺：电影里，熊黛林饰演的妻子陪伴在叶问身边，与他一起前往香港，共同经历风雨，还在香港生下了孩子；而现实中，她一辈子都留在大陆，直到生命的尽头，也与丈夫隔着一道海峡、一道封关政策。 在长期分离、现实压迫的背景下，叶问在香港另起炉灶，与一位来自上海的女子同居。
上海婆，这是徒弟们私下起的绰号。 她的具体姓名，如今已难以考证。有人说，她是避难来到香港的上海女人；有人说，她在工厂或者杂货店工作，偶然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叶问；也有人说，她是一位性格强势却又重感情的女人。各种说法都带着一丝神秘色彩；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为叶问生了一个儿子——叶少华。 叶问没有与她登记结婚，也没有给她名分。用今天的说法，那段关系更像是包身，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小妾。 这个事实，对许多把叶问奉为完美武林宗师的人来说，是刺眼的。不可避免地会有人问：他算不算背叛了原配？毕竟，他和张永成并未离婚，名义上仍然是夫妻。 可如果将目光拉回那个时代背景下，你会发现，像他们这样被现实拆散的夫妻，再寻觅新的伴侣的事，其实并不少见。有人在内地娶二房，有人到了香港后另娶妻；有的人想回去接原配，却永远无法获得通行证。法律不承认的状态，人情也无法挽回，人与人之间，就这样一边感到内疚，一边又不得不向前走。 叶问大概就是这样摇摇晃晃地走进了这段感情。对上海婆而言，她为这个带着瘾的武师生了孩子，照顾他的起居，甚至在他搬离利达街后，让他搬到自己住的李郑屋邨，与她同住；她的生活轨迹，几乎完全围绕着这位武师旋转。 李郑屋邨，是当年的公屋之一。狭小的空间，几乎没有任何隐私，厨房公用，厕所共用，却是无数低收入家庭的栖身之所。一位名满天下的武师，将自己晚年的生活，安放在这样一间简陋的公屋里，与一位没有名分的女人同居，这画面与电影里的宗师豪宅、弟子云集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徒弟们对这位上海婆，普遍不太有好感。他们背地里用上海婆来称呼她，这三个字里，既有地域偏见，也有对她不是正室的轻视。有人觉得她多管闲事，有人认为她对师父影响太大，将师父拉离了武馆，拉离了弟子。 但无论如何，她陪伴在叶问身边，陪他走过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只是，历史的光芒打过来时，她的身影被压得极淡，连名字都没留下。 1972年，叶问去世。 那年，他已经七十九岁。临终前不久，他录下了一段简短的咏春拳演示影像——黑白画面中，一位瘦削的老人，赤裸着上身，胳膊细得惊人，那是多年劳累与鸦片留下的痕迹。他打着木人桩，动作简朴、毫无花哨；那段影像后来被无数次转发，被当成宗师真身的珍贵资料。
他死后，子女们按照当时的习俗，将他的遗产进行了分配。实际上也谈不上什么巨额家产，更多是一些生活积蓄、武馆名义上的收益等。分完之后，他们各自过着自己的生活，兄弟姐妹之间，本就因为成长环境不同、母亲不同、居住地不同，关系并不亲密。 人生的最后一程，叶问留给世人的，是两个鲜明对比的印象：一是，他确实将咏春传到了香港，将它带入了现代，传授给了包括李小龙在内的众多弟子；二是，他自己的人生，远比电影要复杂得多，有鸦片，有感情纠葛，也有家庭的裂痕。 故事本该在此画上句号，按照电影版的写法，是一个宗师谢幕的画面。可现实中，十几、二十年后，却又有一场闹剧等着被揭开。 2008年，《叶问》电影上映，大获成功。甄子丹饰演的叶问，英俊潇洒、武德高尚、爱家护徒，被捧为终极绅士、终极武者。那一年，叶准——叶问的儿子之一，是这部影片的顾问。 他们请他，是因为他是正宗咏春传人，又是叶问的嫡传子嗣，来给剧组把关动作，监督父亲形象不被歪曲。他来往于香港和内地，一边传授咏春，一边参与片方的宣传活动。对于片方和观众来说，他的存在，就是这部电影有原装认证的保证。 电影火了，咏春也跟着火了。电影票房、版权费、衍生收益，各方都有分账。叶准拿到的，是以顾问和武术指导身份所获得的报酬——从法律角度来看，这无可厚非。 然而，问题出在，另一位儿子站了出来——叶少华。 叶少华，是上海婆所生的儿子。这个男人，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身份里：父亲是声名显赫的宗师，母亲没有名分，兄弟姐妹对他既不亲近，也不特别敌视，只是那种各过各的生活。父亲去世后，他拿到一部分遗产；接下来几十年，他靠自己打拼，和其他兄弟姐妹并没有太多交集。 《叶问》电影上映后，他突然跑到叶准面前，提出了一个要求：既然你是靠父亲的名号挣钱，我同样是叶问的儿子，我也应该分一杯羹。 简单点说，就是——你利用父亲品牌挣钱，应该分我一些。他不止一次提到父亲版权这个说法。 两种立场相对，火药味立刻扑鼻而来。
有媒体报道说，那次争执中，叶少华曾多次上门与叶准理论，都被拒之门外。有一次，他在立法会大楼附近扬言要跳楼，声称要以死明志。警察赶到现场，把他拉了回来。这段插曲，被媒体写成戏剧性的标题：宗师之子为钱跳楼、叶问后人反目。 在外人看来，这不过是一宗家庭纠纷，被媒体放大成宗师后代不和。对当事人而言，却是多年积压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