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演希特勒，对克莱门斯·席克来说，并非易事，而是机遇。一种深深的、近乎敬畏的机遇。这并非简单的表演，而是一场与历史的对话，一场对人性阴暗面的拷问。
很多人曾挑战过这个角色，布鲁诺·甘茨凭借《帝国的毁灭》曾赢得了认可，卓别林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用讽刺和幽默赋予了希特勒一个尴尬的镜像。甚至马丁·武特克，因为他在舞台上的演出，吸引了昆汀·塔伦蒂诺的目光，最终出现在《无耻混蛋》中。每一次演绎，都试图抓住这个人物的灵魂，去理解他。而克莱门斯·席克，在《巴比伦柏林》的最终季里，承担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这绝不仅仅是模仿，更是一场需要精确平衡的表演。
身为社会民主党成员，他面对镜头，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认为两者没有关联。作为一名演员，他与自己的政治身份划清了界限。演角色时，党籍与工作没有关系。 他的声音平静，却蕴含着坚定。他确实积极参与政党活动，支持人权观察组织，他深知民主制度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能左右他作为演员的职责。 演员开始项目时，首先是表演者，而非政治活动者。 他需要把自己重新归零，清除一切预设的立场。
道德和价值观，不该成为角色塑造的枷锁。席克先生总是努力排除个人因素，从最原始的状态出发。他区分了年轻的希特勒和担任帝国总理之后的希特勒，这两个角色在他眼中是截然不同的。年轻的希特勒是演出来的，他竭尽全力去揣摩他，从外部观察，从细节入手。担任帝国总理后的希特勒则是呈现出来的，他选择保持一种客观的距离，像陈列一件历史文物，让观众去解读，去思考。
他回忆起扮演年轻希特勒时，反复追问：一个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人，究竟是什么样？ 战争的阴影，掩盖了他的真实面貌，他声称失明，却可能只是歇斯底里的表现，逃避着内心的创伤。而担任帝国总理后，席克研究他的声音，接受严格的训练，模仿他的独特嗓音，观看大量纪录片，研究他的步态、动作和头部姿势。 每一个细节，都经过反复推敲。
化妆师需要耗费三个小时，才能将他彻底改变外形。这种物理上的转变，也反映了他表演的策略，一种严谨而刻意的距离感。导演的镜头语言也暗示着这一点：镜头会贴近年轻的希特勒，深入探究他内心的挣扎，而面对担任帝国总理后的希特勒，镜头则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让观众从其他角色的视角去观察、去评价。
席克先生坦诚，他的表演方式，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布莱希特式戏剧的影响：不是去深入角色，而是去呈现某种东西。他欣赏布莱希特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对《阿图罗·乌伊的可阻止的发迹》的精彩演绎，也一直希望能有机会参与到这部作品的创作中。 当他接到邀请，得知自己将要饰演这个角色时，最初的敬畏之后，涌上心头的是一种深深的感激。能在《巴比伦柏林》的最终季里，扮演这个饱受争议的角色，对他来说，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不仅仅是艺术上的挑战，更是对历史和人性的深刻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