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片：痛苦与狂喜——西德尼·吕美特(译制片痛苦与狂喜)|娱乐 |欧西莫瑞斯 |因为 |成果 |电影 |音效

导演的凝视

《好莱坞大导演教你拍电影

——西德尼·吕美特50年45部电影的实战笔记》

样片：痛苦与狂喜

纽约市的“特艺七彩”位于一栋破旧建筑内。二楼有一间丑陋的小放映室，可以坐30人，银幕不到430公分宽。投影机的光线常常让银幕的中间热，两侧冷，画面因此而不均匀。其音效系统实在不怎么样，就好比两个锡罐头加上中间连一条绳子与真正电话的差别一样。对此放映师莫弟(Morty)已经抱怨多年，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叮当作响的空调一旦开启，声音大到连说话者都听不到。假使空调不在有人进入前开上半小时以上，我们就会闻到食物混着楼上实验室化学物质的气味。食物的味道从一楼的餐厅飘进房间。其实甚至在餐厅承租这个空间之前，小房间就可闻到中国菜的味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男厕所很脏，为了不让流落街头的人进来抢劫，这里总是上锁。莫弟握有厕所钥匙，它是连在一块长条厚木板上的。这里是我们看昨天拍摄成果的地方。一天的劳心劳力之后，我来这里检视昨天的成果，试图评估一下我们做得如何。

这叫做“检视赶制出的样片”(going to rushes，因为实验室为了让你尽快看到成果，只做了单一光号印片(审校者注：最常见冲印样片的方式，冲印厂认定底片在拍摄时曝光正常，以标准的光号去印片)。大部分在市区内拍摄的电影都把底片送到这个实验室来，再放到化学浴槽之内。拍摄的情况虽然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实验室会选定一个平均的印片光号，所有的正片都是在这种光号下冲印出来。之后，实验室会更加仔细地冲印出最终版本。然而我们现在需要愈快愈好。

这个时刻永远让人既兴奋又害怕。英国摄影师欧西·莫瑞斯告诉过我，尽管他拍摄过几百部电影，但是每次放映室的灯光熄灭，样片开始放映时，他还告诉过我，他还是会暗自祈祷。

我们迈着疲倦的脚步，摇摇晃晃地走进去，因为一整天的辛苦拍摄才刚结束。因为我们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所以抵达的时间也不一样。第一副导演、场记、摄影师、操机员、调焦员、音效人员、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全都抵达。剪辑和第一助理剪辑带着胶卷和录音带比我们早些抵达。第二和第三副导演几乎也都会到场，有时候灯光师也要来参加。如果前一天有一场特别困难的轨道镜头，轨道操作员也许也会来。若是有相关问题和改变，化妆师和发型师也会出现。因为来得晚，他们通常靠近门坐。

欧西会暗自祈祷是有原因的，这个房间内的迷信不可胜数，比连赢了15场的棒球队休息室内的迷信还要多。如果我在冬天拍片，一定每天穿同一件毛衣。我永远坐在第一排，因为这样银幕看起来比较大。不准吃东西。剪辑坐在我右边。摄影师坐在我后面一排紧左边的位置。大家第一天坐的位置也就是之后每一天的位置。不准换。

制片人和制片厂高级主管坐在最后一排，原因不明。但是我确信这是因为他们很讨厌电影，想要离银幕愈远愈好。也有可能是因为电话通常放在后面，虽然在看样片时没有人会打电话。

某些演员从来不出现，他们痛恨看到自己。(我说过呈现自我是非常痛苦的。)亨利·方达演了一辈子的电影，却从未看过样片。其实他几乎不看自己演的电影，除非它已上映一年以上。但是在拍摄《十二怒汉》时，他身兼制片人，所以必须来。看完第一天的样片之后，他往前倾，捏一下我的肩膀，耳语道:「太棒了。」接着就逃跑了，再也没有回来。帕西诺每次都到。他一个人坐在边边，从头到脚异常冷静。他对自己设下极高的标准。如果他觉得自己搞砸了，在做得到的情形下就会要求重拍，而每一次重拍的结果一定更好。有时候演员带着一种自我毁灭的期待来看样片，若是稍微看到眼袋的踪迹，就会陷入沮丧。一旦观察到这种现象，我就要求他们别再来了。通常这会导致一个小危机发生，但是我早就做好准备，不会退让。但是，有些演员的合约上则注明他们有权来看样片。

《十二怒汉》剧照

其实演员的反应跟许多技术人员没两样。样片引发许多与虚荣心相关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工作成果。我曾经看过某些制片设计师只是因为两面墙壁的接缝处重漆得不够完美而差点哭出来。尽管其他人绝对不会注意到这种小地方，他们还是会第二天早晨立刻去找场布景质感师，确认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其实他们这样做是对的。另外，音效人员也会因为转换问题而伤透脑筋。拍摄时，他们门用四分之一英寸的带子来录音，然后转换到35厘米的带子上，才能与胶卷同步。此一程序在一间“接转机房”(transfer house)进行。假使在接转机房工作的技师漫不经心，转换的成果就会很糟，声音的品质也跟着改变。有时接转机房的技师决定走创意路线，过滤高音或低音，又或降低或提高原始录音的音量。这时音效人员就会抓狂。同样地，他抓狂得很有理。

换句话说，到这间放映室的目的是看看原先想达成的目标能否已呈现在银幕上。在我们的优先次序上,这件事排第一。我们的心态必须是两种感受的奇妙结合：为拍摄好的成品加油打气,同时对于它的失败之处完全诚实以对。

好成果是热情的产物。抵达这间房间时，我没办法在一瞬间假装我很客观，因为我不客观。如同一位想要射门得分的足球队员，我注视着在高空中飞行的球，心中祈愿它能射进。我期盼它会成功，但是在观看时我必须非常小心。我如何能够既保持自己的热情，同时又实际地判断我们是否已经达标?这是一种擦底而过的危险状况。有时候在拍摄过程中，我完全确信一切完美，但是在看样片时，同样一段影片：却让我有些失望。有时候，在另一次拍摄中，我觉得不如预期，只好接受次于完美的结果。然而在看样片时，它却显得好棒!有时候，在拍摄时我觉得第二次比第四次来得好，后来看样片时却发现结果相反。这种事不常发生，但是的确会发生。我认为在看样片时，基本上我做的跟拍摄时一样。如果我的注意力突然中断，那就表示有状况发生。

看样片非常、非常困难。很少有人知道要怎么看或是要寻找什么。有时我要求冲洗某次拍摄的胶卷，只是因为其中的一瞬间不错，但是我是唯一知道原因的人。剪辑必须用建设性的眼光来看样片，他们必须和编剧及导演同时维持某种连结，但仍旧保持客观。有时候他们必须暂时不下判断。我用这种手法拍摄这一景，因为我想用那种手法呈现前面或后面的场景，剪辑不见得了解我的心意。更何况我还没有拍摄这个场景。只有把这两个场景剪接成一块，在戏剧性上才说得通。

看样片时，你也要清楚了解自己的内心状态。也许今天的拍摄不太顺利，你很疲倦很挫折，就把气发到昨天的工作成果上，也就是你正在看的样片上。又或者今年你刚刚克服了一个主要的问题，所以在胜利的喜悦中，你认定昨天的工作成果精彩到不行。

拍摄《新绿野仙踪》是我导演生涯中极困难的一项任务。当时我们到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拍片。这个巨大的场景布景总共花了三个晚上才完全打好灯光，架设工作则花了三周。拍摄桃乐西(Dorothy)抵达翡翠市这一幕时，我们必须做到把整个布景的颜色从绿色变成金色再变成红色。

《新绿野仙踪》

拍摄日到来，舞者们按着节拍音轨(click track)来跳舞。这是一台让舞者按照管弦乐团精确节拍跳舞的电子节拍器。除此之外，他们也倾听来自它的数数，所以舞者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跳到舞码中的哪一段。样片放映前，剪辑用管弦乐团的录音带取代节拍音轨。

因为这是看样片的第一天，也因为歌舞片的部门比一般电影多上许多，所以放映室挤满了人。跟特艺七彩的放映室比较起来，这间房间大多了，而且音响效果奇佳。

第一个镜头放映出来，管弦乐团的演奏从六个喇叭震耳欲聋地响起。镜头俯看64名舞者跳出舞码中的高潮片段，令人叹为观止。才华洋溢、无可比拟的乔·舒马赫——本片编剧——带头欢呼并拍手，大家纷纷跟进。镜头一个又一个地播放出来,群众也愈来愈热情，看起来就像《窈窕淑女》在百老汇的首映夜，然而我的心却往下沉。所有出现在红色片段中的镜头中央都出现一个灼热的白色圆形，那就是灯放置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光源。这种最基本错误在打光时绝对不允许发生的。

样片结束了，兴奋不已的人们纷纷离开放映室。我坐着，感觉到坐在我后面的欧西·摩瑞斯在位子上一动也不动。美术指导汤尼·华顿和剪辑师迪德·艾伦(Dede Allen)也同样坐着不动。我转过身去对着欧西，他用双手捧着脸：“我把平衡搞砸了，应该用比较小的单位，光圈该放大一些，热的区块就不会出现。”他几乎要哽咽地哭出来，“我们可以重拍红色段落吗？”他问道。我们只被允许在世贸中心停留四晚，更早之前申请拍摄许可也差点没成功。世贸中心系由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港务局(Port Authority)管理，整个申请过程是一场与官僚体系作战的恶梦。还要靠两个美国参议员出手帮忙，我们才勉强拿到这四个晚上。我回答道：“欧西，我们试试看。但是现在必须先完成这个段落，到时若有剩余时间，我们就尽量重拍。欧西和我合作拍过四部电影，彼此很亲，我们拥抱一下，然后我开车载他回家。但是后来我们没办法从港务局拿到增加拍摄时间的许可，我们只能重拍一个镜头.因此在做最后剪辑时，我尽量把红色段落减到最少。

很不幸地，我们没有时间好好拍完这部电影。时间若允许，大多数的技术问题都可以解决。但是在拍另一部名为《鬼娃回魂》(Child's Play)的片子时，一个严重许多的状况居然发生了。《鬼娃回魂》在百老汇上演时非常成功。这是一部发生在男校的恐怖谋杀悬疑剧。在舞台上演出时，它令人毛骨悚然的戏剧效果非常出色。但是到了看样片的第三天，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之前在剧本上和前制阶段所看到的东西现在根本荡然无存。从前使这出戏剧成功的因素，不论是什么，都只存在于剧院里面。曾经看起来非常吓人的东西现在似乎毫无威胁感。在舞台上精彩万分的恐怖剧如今变成一出平铺直述的悬疑戏码。舞台上的成功无法转换到大银幕上，至少我没办法做到。更糟的是,我没办法解决这些问题。我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一筹莫展。我唯一知道的是：它很假，结果会很差，而且还要再拍上七个星期才结束。最糟的是我是导演，所以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个状况。如果这部电影还有一线生机，那么每个人都需要维持自信，我可不想毁掉大家的自信。我真是走投无路，唯有在未来七个星期内咬紧牙根，尽量把这部片子拍得专业。

另外一部我不能说出片名的电影有三位超级巨星领衔演出。但是就在拍摄的第二天，我发现女主角欠缺演出这个固角色所需要的一种温柔。不论是当演员或是当她自己，她就是不温柔。当她也必须对和自己演对手戏的角色显现出这种最简单的情感时某种虚假的感觉就会逐渐地浮现。由于她的演技通常极为逼真，相形之下，这种虚假就显得特别明显。拍摄时我有这种感觉，之后在看样片中第一场温柔戏时又再次确认。我和剪辑讨论这个问题：我的感觉正确吗？他闪躲了一下，接下来承认和她的一些作品相比，这幕戏的确不够感人。

我重新拍摄这场戏中她的戏份，事先告知她原因是实验室出了状况，但结果还是一样。这部片子基本上是一部爱情片，这下子我知道麻烦大了。我绞尽脑汁，要怎样才能让她不看起来那么强悍？用镜头？用滤镜？用配乐？最后我什么都试了。

然而在拍片结束之前，我再也无法轻经松松地去看样片。电影中原本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在永远也无法实现。虽然我持续认真拍摄，然而我对片子的客观现实一直心怀沮丧。

看样片还有另外一种不同的经验。它不常发生，因为第一流的作品不常见。但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件很棒的事正在发生。前面提过，有些时候电影会自行发展出第三种层面的诠释，仿佛它自己有生命一般：导演和作家都不知晓有这种诠释的存在。一般来说，这种有某个特殊事件正在发生的感觉是在看样片时，约莫接近第二星期的结尾或是第三星期的开头。你一天比前一天更期待看样片这件事，每天晚上抵达放映室时满怀期待。但是慢慢地，你开始不抱着任何既定的期待，只是安静地、自信十足地轻松坐着，知道你即将看到的东西会让你惊奇又美好。这种感觉在未来的两星期会愈来愈明显，最终，你会降服于它。拍摄《热天午后》和《城市王子》和少数其他作品时，它发生过。

这种神奇现象发生时，你最好开始袖手旁观，让它告诉你从现在开始要怎么做。读到这里，我想读者已经非常清楚，拍电影前我总是把前置作业和流程掌控做到极致。然而碰到看样片时有这种感觉的作品时，我就会慢慢地丢弃许多在拍摄前形成的想法，选择信任在拍摄当下的冲动，随着感觉走。假设我原本计划在某几个场景中使用移动摄影车，然而那天来临时，我会换另一种方法拍摄。我不会故意这样做，但是若是本能告知我去换一种方式，我会毫无疑问也毫不惧怕地如此做。之后拍摄的样片也会证实这一点：电影开始展现新的生命。但是，这种新生命必须真实存在，要不然到最后，你会因为脚踏两条船而全盘皆输：不但失去你起初的想法，而且无法创造出你在观赏样片时认为自己看到的神奇感。样片会骗人，有时候这种事真的会发生。

我猜想我现在所谈论的是「自我欺骗」。我认为在所有的创作艺术中，「自我欺骗」都是绝对必要的。创作非常辛苦，若要开始工作，某种程度的自我欺骗不可或缺。你必须相信在自己手上开始的工作一定会成功，但是大多数时候它不会达标。我曾经跟小说家、指挥家、画家讨论过这个议题。他们众口同声地表示自我欺骗对他们非常重要。相较之下，也许「信念」这个语词比较合适。但是我特意想略微地语带嘲讽，所以选择用「自我欺骗」。

你可能遭遇到的风险清楚地摆在你眼前。所有的好作品都是一种自我揭示。而欺骗自己的结果一定是觉得自己真蠢。好比你纵身跳入池中，才发觉里面没有水，就像巴斯特·基顿（美国默片时代演员兼导演，以“冷面笑匠”著称)的作品一样。自我欺骗的另一个极大风险是它很容易转变为虚假。“我的老天，我们【或是我】真的办到了?真了不起!”然后你就开始相信你真的那么厉害，这是最最危险的。我想大多数从事这一行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假。等时候到了，「这种感觉」一定会浮上表面，别人会看到真实的我们：一无所知、专门骗人、吹牛。这种感觉不会完全摧毁我们，反而会让我们知道诚实至上。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觉得这部电影属于自己、因为我们它才存在、上帝透过我们传递某种讯息等，你若是有这些想法就是真的疯了。事实上，这正是在《萤光幕后》中霍华德·比尔(彼得·芬奇)的写照。

观看样片还有其他的规则。第一条：绝对不要相信笑声。人们因为某个极端滑稽的镜头而笑到无法克制，头甚至撞到前面的椅背等等，其实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因为这一个镜头还是要夹在两个镜头之间：前面一个镜头，后面一个镜头。其次，来看样片的人都是自己人。他们所看到的真实(reality)与第一次看到这部电影的观众眼中的真实毫无关联。自己人之间的笑声好比夜总会喜剧演员所说的“乐队笑话”：诸如此类的笑话让坐在后方的乐队哄堂大笑，但是坐在前方的观众却常常觉得不知所云。

第二条规则：不要被好不容易才完成的镜头给误导，认为这一定是个好镜头。看电影时，没有任何一位观众会知道它花了三天打光或是有十个人来搬动摄影机、墙壁等等。

第三条规则正好相反：不要被技术上的失误误导，认为这个镜头就此毁了。当然，任何技术性的错误都会实质地损害电影，未来一定要避免它们再度发生，但是现在，你必须定晴于镜头所展现的戏剧性张力。里面是否有生命，这是最重要的。

第四条规则为何？不确定时，一两天之后再看一次。要剪辑师把打板的头剪掉，让你不知道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或是第十一次拍摄，因为你有可能把真正拍摄时的感情转移到样片最后，我们还要讨论看样片的一个基本问题：你怎么知道它真的很棒？坦白说，我也不知道。假使你用纯然的理智来看样片，不带感情，你有可能出错。假如你带着内心深处的情感来看，你也有可能出错。结论是，从决定开始拍电影那一刻起，我就接受这个事实：我可能出错。那又如何？这就是风险所在。影评家从来不需要承担这种风险：除了买电影票时掏出的八美元，观众也不需承担任何风险。我尝试用另一种眼光看待它：万一我是对的呢？我可能拿到下一个工作，这样我又有机会再做对或再做错，而且再度回去做世界上最棒的一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