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在影院里看到的杜丘，或许，根本没真正经历过那般病痛缠身。 原版电影中，他风尘仆仆地逃回东京，高烧不退，在街头昏厥。一位从事特殊行业工作的女子，把他拖回了她的住所，细心地为他擦拭额头的汗水，降温退热，留他一夜。这段近乎十五分钟的戏份，国内公映时几乎被完全删去。因此，我们印象中那个不偷不抢、不喊不哭的硬汉形象，实际上是经过剪辑精心打造出来的。 原片时长大约151分钟，但中文配音版却大相径庭，资料记载有109分钟、120分钟甚至更多。这些差异，不仅仅体现在节奏的快慢上，更关乎人物的灵魂。
杜丘被矢村搜查家时，慌不择路地翻窗逃离，赤裸双脚奔跑；随后，他躲进寺庙，偷了一双香客的鞋子；又在遭遇护林人后，佯装虚弱将其击倒，伺机逃脱。这两段情节，在国内的版本中也被一并剪掉了。原因很简单：那个年代的银幕上，正面人物是不能偷东西的，更不能主动打人的。但原著中，他不过是一个被诬陷的检察官，并非坚不可摧的钢铁身躯。他连一双鞋都没有，不得不偷；他被打倒，也必须奋力反抗，才能避免被扭送上法庭。 山洞里的那段，更加令人扼腕。真由美将他带到山洞深处，燃起篝火，紧紧拥抱，真挚地表白。原版中，还有更直接、更亲密的镜头。而在旅馆里，真由美更是为了阻碍矢村的搜查，不惜脱下衣服，挡住房门。公映版本只留下了我喜欢你和骑马冲破封锁线，其他的情节都被悄无声息地剪掉了。观众看到的只是一位敢于表达爱意的女子，却看不到她为了保护心爱之人，可以不顾一切，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警察。 最令人感到可惜的，莫过于倍赏美津子所饰演的角色。
杜丘从北海道一路赶回本州，病倒在新宿的街头，被她偶然发现。她没有追问他是否是逃犯，而是仅仅将他当成一位发烧的病人，毫不犹豫地把他带回了家里。她用湿毛巾为他降温，帮他换衣，整夜守候。第二天清晨，她才告诉他，警察昨晚已经前来调查。原剧本通过这位女性，补充了一层朴素而深刻的善意：真由美代表着自由、广阔的牧场和炽热的爱情；而倍赏美津子的角色则代表着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即使靠着走在边缘的生意为生，却比许多身穿制服的人更加的人性化。然而，这些情节却被国内的版本无情地删除了，使得杜丘的形象只剩下了自我洗冤机器，他永远不会脆弱，也永远不需要被他人拯救。 1978年，这部电影跟随日本电影周来到了中国，最初在北京、上海等地展映，后来才在全国范围内放映。据中国作家网引述张艺谋的回忆，当时在野外搭建起巨幅银幕，前面聚集了近万人观看，而背面竟然还有几千人观看反着屏幕。到了1999年，一项调查显示，大约八成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高仓健那身立领风衣、蛤蟆镜、蓬松的鬓角，瞬间成为了潮流的标杆；相声《下象棋》中的经典台词被人们津津乐道；理发店里张贴着真由美的照片；商店里甚至推出了以真由美命名的化妆品。然而，大家模仿的，不过是这部电影的表象，却忽略了那些被剪掉的狼狈、病弱和被风尘女子收留的片段。 声音的处理，也如同一个巧妙的反转。
毕克为杜丘配音，他出生于1931年，隶属于上译老班底。当中文版问世后不久，高仓健在1986年加入了上译，在一次座谈会上，他站起身来，深深地向毕克鞠躬，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毕克后来写了一篇回忆文章，提到高仓健观看片子时，伸出了大拇指，赞赏有加。观众们以为自己是迷恋上了高仓健的俊朗面容，但实际上，真正先进入他们耳朵的是毕克那股低沉、冷峻，却又蕴藏着压抑不住的火热的声音。丁建华为真由美配音，杨成纯为矢村配音，邱岳峰也参与了配音工作，整支配音团队将这位日本硬汉成功地打造成了中国听众能够信服的杜丘。 2000年，高仓健曾想邀请毕克为《铁道员》的中文版配音，但当时毕克正饱受肺病困扰，试录都感到吃力，只能遗憾地推却了。2001年3月23日，毕克因肺部问题在上海病逝。高仓健向上译发出了唁电，表达了自己无法再相见的遗憾，并附赠了一盒香，让家属在遗像前点燃，以寄托哀思。这件小事没有经过任何炒作，却比任何虚假的中日友谊口号都更显得真挚：一位日本演员，将中国配音员视为并肩作战的同伴；一位中国配音演员，即使从未露面，却将杜丘的沉默，赋予了血肉和灵魂。 如今，在网上能够找到完整版的电影，可以看到被剪掉的那些片段：偷鞋、打护林人、倍赏美津子的过夜、山洞里的亲密，以及天台上的结局。观看这些被遗忘的镜头后，你会发现，原版电影并非依靠硬撑全场，而是通过杜丘一次次濒临崩溃，却依然坚持调查，展现了人性的韧性。而公映版本却将快垮的成分全部剔除，只留下了硬的一面，使得老一辈观众们印象深刻的，不过是那身风衣，却忘记了他曾经光着脚奔跑的狼狈身影。
如果倍赏美津子的那段戏能够保留下来，当年关于女人应该如何拯救男人的讨论一定会别有一番风味。然而，1978年的剪刀，却已经替观众们做出了选择：英雄可以骑马、可以亲吻、可以喊冤，但绝不能被一位走在社会边缘的女子半夜擦拭汗水。多年以后，重新补看完整版的电影，才终于领悟到，杜丘并非不需要被救，而是银幕上不允许他被任何人拯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