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剧本《林家铺子》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落在了谢添的手里。他第一反应，是拒绝。这个林老板，太过于市侩了，缺乏那種正面的光辉，仿佛与他心目中理想中的人物形象格格不入。夏衍并没有强求，只是写了一封信，寥寥数语，却如同一道闪电，击中了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豺狼面前是羔羊，在狡兔面前是恶狗。 仅仅这一句话，就如同定海神针一般，将他牢牢地钉在了角色之中。 1959年，北影的摄影机缓缓转动，水华导演指挥着，夏衍则在一旁细致地打磨着剧本，而这故事的基石，则源自于茅盾先生1932年创作的同名短篇小说。镜头将我们带回了1931年的江南小镇，那时硝烟未散，九一八的阴影笼罩着大地，人们抵制着日本货，而来自上海的催账员却如跗骨之蛆，紧紧追着不放。 林老板，经营着一家名为林源记的杂货铺，不算富甲一方，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男人。女儿林明秀，天真烂漫，却因为穿了一件日货旗袍去学校，而遭到同学的鄙夷，泪眼婆娑地跑回家诉苦。铺子里堆满了卖不动的日货，县党部的官员则以查货为名，暗地里勒索钱财。 林老板只能硬着头皮，找到商会余会长，小心翼翼地送去四百块钱，这才得以撕掉东洋商标，换上国货的标签。 这步棋，如同尖刀一般刺痛了他的心。他并非不知道弄虚作假是错误的，可他深知，不交出这笔钱，连摆样子都不被允许。
谢添后来深入浙江菱湖一带，体验着那里的风土人情，他与导演反复探讨，最终将林老板塑造成了一个外静内动的复杂形象。面对顾客，他笑容满面，热情亲切，拨弄着算盘，一气呵成；面对上海的收账员，他则恭维谄媚，递上香烟，眼神却乱闪不定；面对权势滔天的余会长、卜局长，他腰杆儿几乎弯成了９０度；然而，转头面对欠他钱的小店主王老板时，他却会带着人冲进屋里搬走货物，脸上却依旧挂着公式化的笑容，手指则不停地在柜台上摩挲着。 年关的那段戏，更是将他逼到了绝境。 上海商行的催账员带着压倒性的力量而来，而钱庄非但没有伸出援手，反而催逼着他偿还旧债。寿生，这个从乡下跑来收账的伙计，艰难地凑出了一笔钱，林老板用一句还一半，拖一半将他们暂时送走。然而，喘息的机会微乎其微，他立刻又搞起了一元一套，将毛巾、脸盆和小百货打包售卖，甚至盯上了那些无依无靠的难民。生意刚有了些微的转机，卜局长便盯上了他女儿林明秀，妄图娶她为妾。林老板坚决拒绝，却被党部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 寿生不顾一切地花几百块钱赎人，虽然有些资料记载赎金只有两百元，但不同整理稿的数额并不一致。 出来后，林老板试图维持着风度，却发现铺子的名声已经一落千丈，债主们如同恶狼一般，挤在门口催债，他只能带着女儿连夜逃离。 留在门外的人们，是朱三太、张寡妇，以及那些年迈体弱的老弱病残。朱三太将自己的积蓄存进了铺子里，希望能够从中赚取利息，而张寡妇则守护着亡夫留下的那点血汗钱。 林老板前几集还信誓旦旦地承诺过两天就还本，但在最后一卷，他却一声不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张寡妇在人群中哭喊着，讨要着自己的血汗钱，却被人群踩倒在地，最终精神崩溃，疯了。镜头没有喊出任何口号，只是平静地记录着她瘫倒在门框上的身影，警察冷漠地将她拦住，而铺子里，早已空无一人。
许多年后，重温这部影片，人们才发现它并没有所谓的绝对善恶，更准确地说，它并没有给你贴上任何标签。 林老板并非一个天生的恶棍，他被余会长所控制，被钱庄所抽贷，被卜局长的胁迫逼到绝境。然而，他转过身来，却又对王老板进行恐吓，对朱三太拖欠利息，对张寡妇信口承诺。夏衍笔下的那句话，正是概括了林老板的命运：上压下来，他只能往下压。 水乡的景色是如此的静谧。白墙，清澈的河道，狭窄的巷道，古朴的柜台，以及那永不停歇的算盘声，共同构成了一幅饱含生活气息的画面。谢添并没有依赖于夸张的哭泣，而是通过眼神的躲闪，嘴角微妙的紧绷，以及手指在柜台上不停地摩挲，来刻画角色的内心挣扎。当他听到卜局长要挟女儿时，脸上的肌肉微微抽搐，笑容依旧挂在嘴角，但灵魂早已被恐惧所吞噬。 这种体面人崩了，却不嚎啕大哭的演绎方式，正是这部影片最令人心寒的地方。 当年，这部影片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的作品，也曾卷入过政治风波。后来，在文革运动中，它被批评为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工人，夏衍、茅盾等人也因此受到了批斗。直到80年代，这部影片才得以重映，重新被人们称为经典。 无需长篇大论，只需要看一眼，就能领悟其中的深意：林老板刚用四百块钱换取了卖日货的默许，女儿却因此被同学唾弃；他刚对余会长低头，转头却又对朱三太说再宽几天；铺子的繁荣并没有持续多久，卜局长的一句话，便将他牢牢地束缚住了。
一个人不是天生邪恶，而是被命运的链条一步步地教导，先吞噬最脆弱的，再伺机反噬更强大的人。 谢添演完这个角色，坦言这是他最为成功的作品。 这并非因为林老板是一个讨人喜欢的角色，而是因为林老板活灵活现，如同一个活生生的人——在笔挺的西装下颤抖，在笑容的背后精打细算退路，在每一个更强大的人面前弯腰屈膝，又在每一个更弱的人面前合上账本。他啊，是那个时代的缩影，也是命运无情的可怕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