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的脚步悄然逼近，上海徐汇区的老弄堂里，桂花香气弥漫，甜腻得让人心醉。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佟瑞欣刚从一场奔波的拍摄归来，带着一丝疲惫，又燃起一丝期待，他拉着副团长陈龙，决定趁着佳节临近，去探望剧团里几位风烛残年的老前辈，表达一番敬意。
原本，他们还想着顺路拜访达式常先生的家，以示尊重。然而，一打听，却得知达先生家里迎来了一批来自四川的亲戚，热热闹闹地待客。他们只好作罢，将拜访计划推迟。有趣的是，这周他们三人已经有三次偶遇，每次碰面，话题总是绕不开达式常先生心心念念的那部新有声剧。
我一直坚信，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老去，并非看脸上的皱纹堆叠，而是看那双眼睛里是否还闪烁着光芒。而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一提起创作，眼里的光彩便如同破茧的蝴蝶，瞬间绽放，全然不似世人嘴中的老到认不出的模样。
说实话，如今在街头偶遇达式常先生，十有八九难以辨认出他当年那个红遍全国的银幕第一美男。他头顶的白发梳得一丝不苟，像披上了一层轻盈的白霜；腿脚也已不复当年灵巧，如今出门大多需要依靠轮椅；就连亲笔签名，右手也因颤抖而难以掌控，不得不死死按住桌面，才能将笔尖稳定地落在纸上。
他总是拎着一个旧式的蓝色布袋，上面依稀可见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个陈旧的字样。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白色衬衫，领口已经褪色泛白，袖口还缝着一块补丁。在我看来，一位曾经荣登无数奖项的老艺术家，将自己打理得如此朴素，这本身就是一种深沉的态度，他从未想过靠外在的光鲜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真正让我觉得这位老人固执得可爱，是他始终不肯离开那套不足六十平方米的老洋房。他唯一的女儿达秧在美国从事纪录片创作，事业早已功成名就，多次不远万里飞回国内，细致地规划着他的住房、医疗和养老问题，竭力想将他接到美国去，过上舒适安逸的生活。
然而，达式常先生总是摇摇头，婉拒女儿的好意。这并非父女之间的疏远，而是因为这套老房子里，蕴藏着他和已故的妻子王文皓共同度过的大半生岁月。厨房里摆放着妻子常用的那套青瓷碗，书架上还静静地立着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就连玄关处的挂钩，都是当年妻子亲手钉上去的，充满着岁月的痕迹。
我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这份执拗。对于一些人而言，房子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但对于达式常先生而言，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承载着他和亡妻共同呼吸过的痕迹，如果搬离了这里，那些珍贵的回忆又将安放何处？所谓落叶归根，根究竟扎在哪里？我想，根就扎在那些舍不得丢弃的旧物里，扎在那些饱含深情的故事里。他袖口那块不起眼的补丁的来历，一听之下，我的眼眶便湿润了。
那是他妻子王文皓生前为他缝制的，人虽已逝去，衣服却已破损，他便学着一针一线地修补，一穿又是数载。两人在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相识，他学表演，她学美术，青梅竹马，两情相悦，最终于1966年结为夫妻。婚礼简单得近乎朴素，礼服是向亲友借来的，场地是租用的，甚至连喜糖都没有买几颗。
后来，命运弄人，他们被迫分隔两地长达八年之久，他被调往上影厂，她被调往北京电影厂，隔着遥远的路途，音讯难闻。他们唯有通过一封封充满思念的信件，勉强维系着彼此的感情。我常想，如今许多感情经不起一次异地，一场冷战就黯然消散，而他们那一代人，却硬是把八年的分离熬成了更深的牵挂。随后，妻子不幸患上重病，为了不拖累丈夫，主动从单位辞职。
达式常先生亦不容分秒，即便拍戏再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给妻子打个电话，一收工就匆匆赶回家做家务，悉心照料。渐渐地，他学会了打针、按摩、煎药，从一位万众瞩目的明星，转变为妻子最贴心的护工。2015年，陪伴了他近五十年的王文皓终究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他75岁，整个人瘦削了不少，做饭时还会下意识地呼唤妻子的名字，意识到错误后，才懊悔地发现人已经不在了。朋友们劝他再寻一位伴侣，共度晚年，他却挥手拒绝，说：没人能替代文皓。这句话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在这个婚姻都能被量化的时代，一个人愿意用余生去守护一份无法挽回的感情，这才是真正的深情。
这份深沉的感情，这份淡泊的处世态度，与他年少时所经历的苦难密不可分。达式常先生1940年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加起来有十二个，父亲早逝，全家境力不从心，靠着母亲一人艰苦操劳。小时候，他常跟着邻居家的小孩，去菜市场捡拾人们丢弃的烂菜叶，洗干净了便当做菜食用。正是这样一个身世坎坷的孩子，却偏偏对演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9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同学们大多出身富裕，家境优越，他只能靠着一股毅力去拼搏，别人下课聊天，他躲在宿舍对着镜子练习哭戏、练习眼神；别人完成作业便可休息，他却要反复排练同一个片段，排两三次甚至更多。我一直深信，努力也许无法完全追赶天赋，但一定能够赶上那些不努力的人。
达式常先生正是凭借着这股永不服输的劲儿，在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影厂。命运也确实眷顾了肯下苦功的人。1965年，《年青的一代》正在选角，导演一眼相中了身上那股书卷气，让他出演了男主角林育生。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轰动，25岁的他一夜之间声名鹊起，走在街头，观众们争相塞给他水果、手绢。
然而，真正将他推向巅峰的，是1980年的《燕归来》，他饰演的正直的外科医生林汉华，一举斩获百花奖影帝，影片也入围了柏林电影节。最令人钦佩的是1982年的《人到中年》，为了塑造好知识分子傅家杰的形象，他主动留起了胡茬、熬黑了眼圈，甚至将自己穿了多年、破洞遍布的旧汗衫带到剧组当戏服。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他背对着镜头脱下毛衣，露出里面破洞的旧汗衫，没有一句台词，却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清贫和坚守全展现了出来。这部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1.5亿，许多观众写信说，傅家杰那件汗衫和自家丈夫穿的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达式常先生之所以能够将这些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恰恰是因为他始终没有把自己从普通老百姓的行列中剥离出去。更难得的是他那份清醒的认识。六十多年从影生涯，他囊括了百花奖、金鹰奖、金鸡奖等众多奖项，但他始终信奉着角色红就行，演员不必红。
他这辈子不接商业广告，也不参与娱乐综艺节目，据统计，他推掉的代言费加起来超过了一千万元。有人嘲笑他愚蠢，放着轻松赚钱的机会不珍惜。但我深信他的逻辑：演员的本分是演好戏，靠着炒作博取眼球那是本末倒置。放到今天这个流量至上的娱乐圈，达式常先生这种老派的坚持，就像一股清流，涤荡着人们的浮躁。
名和利这东西，若抓得太紧，反而会扼杀演戏这门手艺。妻子离世后的这十一年，达式常先生将大半心思都投入到剧团的创作中，一方面是寻求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能够多指导一些年轻演员。佟瑞欣团长担任团长这十几年，总是抱怨达式常先生太过孤僻，不爱出面，每次都不得不费尽心思地将他推出来。但只要是剧团的事情，老人家嘴上说着自己老了不行，行动上却从未含糊过。
剧团的诵读节目《声影》，他几乎场场都到场观看。83岁那年，他还主动牵头录制了有声剧《牛虻》，亲自担任导演和讲述人。甚至还配音演绎了神父的角色，每天泡在狭小的录音棚里，反复推敲语气和停顿，甚至比年轻人还严谨认真。
也是那一年，他荣获了金鸡奖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上他身着笔挺的蓝色西装，挺直了腰杆，当场朗诵了《人到中年》中的《我愿意》，声音依然浑厚有力。在身体硬朗的时候，八十多岁的他还跟随剧团去新疆戈壁滩拍摄，零下二十多度的雪地戏，他脱掉了厚重的军大衣，光着胳膊上，胡子和眉毛上结满了冰霜，也从未要求替身。
他说拍电影就必须有那种豁出去了的劲头，糊弄观众就是糊弄自己。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普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把戏当做生命，后者只把戏当成工作。如今，86岁高龄，身体大不如前，记忆力也开始衰退，可一提起创作，他立马便精神焕发。他说，创作是让他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只要还能琢磨剧本，还能录制作品，人就拥有精神和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