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温柔地倾泻在上海徐汇区的老弄堂里，桂花香气四溢，像一曲无声的赞歌。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佟瑞欣，刚从一段奔波的拍摄任务归来，不由分说地拉着副团长陈龙，要在中秋佳节来临之前，去看看剧团里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前辈。
这次原本计划顺道拜访达式常家，可一打听，得知老爷子家里迎来了一批来自四川的亲戚，怕打扰了人家热情款待，只能作罢。真是巧了，就在这几天里，他们仨已经不经意间碰了三次面，每一次谈论的话题，都绕不开达式常念念不忘的那部全新有声剧。
我始终认为，判断一个人是否真正老去，并非看脸上的皱纹，而是看眼睛里是否还燃烧着光芒。而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只要一提起创作，那双深邃的眼睛便会瞬间亮起来，仿佛返老还童，与外界传言的老到认不出截然不同。
说句实话，如今在街头偶遇达式常，十有八九都认不出他，昔日银幕第一美男的模样早已逝去。他一头银丝梳得一丝不苟，如同落了一层薄霜；腿脚也不再利索，日常出行多依赖轮椅；就连简单地签个名，右手也因颤抖得厉害，不得不紧紧按住桌面，才能勉强稳定笔尖。
他总喜欢拎着一个旧蓝布袋，上面依稀可见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个褪色的字样。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领口已经磨损得有些毛边，袖口还缝着一块补丁。在我看来，这位曾经荣誉加身的老艺术家，把自己打理得如此朴素，本身就是一种对世俗的宣言，他从未试图用外在的光鲜亮丽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真正让我觉得达式常轴得可爱的是，他固执地守着那套仅有60平方米的老公房，无论如何也不肯搬离。他唯一的女儿，达秧，在海外从事纪录片制作，事业已成正果，多次不远万里飞回国内，细致地规划了房产、医疗和养老等各方面的事宜，一心想让他过去享享清福。
可达式常总是摇摇头，这并非父女之间关系的疏离，而是这套老房子里，承载了他和已故妻子王文皓大半辈子的点滴记忆。厨房里摆放着妻子常用的青花瓷碗，书架上还陈列着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就连玄关那个老旧的挂钩，都是当年妻子亲手钉上去的。
我深有感触，对于某些人而言，房子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而对于达式常而言，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刻满了他和亡妻共同呼吸过的痕迹。离开这里，那些珍贵的回忆，又该安放何处？所谓落叶归根，根究竟扎在哪儿？我想，根就扎在那些舍不得丢弃的旧物中。他袖口上那块补丁的来历，一听我就忍不住鼻子发酸。
那是妻子王文皓生前为他缝制的，人虽然逝去，衣服却依旧陪伴着他，他自己也学着一针一线地修补，一穿又是好几年。两人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同班同学，他学表演，她学美术，在求学的日子里，便彼此倾心相悦，1966年结为连理。那场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礼服是借来的，场地是租的，甚至连喜糖都没有买几颗。
在那段特殊年代，两口子被迫分居八年，一个在上海影厂，一个被调往北京电影厂，相隔数百里，音讯寥寥，全靠一封封家书维系着彼此的情感。我常常想，如今许多感情经不起一次异地、一场冷战就土崩瓦解，而他们那一代人，却硬是把八年的分离熬成了更深沉的思念。后来，妻子不幸患病，为了不成为丈夫的负担，主动从单位辞职。
达式常也毫无保留地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拍摄工作上，无论走到哪里，每天都要给家里打个电话，一收工就争分夺秒地承担家务，照顾人起居。后来，他更是学会了打针、按摩、煎药，为妻子提供贴心的照料。在外人眼中，他是万众瞩目的巨星，回到家中却成了妻子最贴心的护工。2015年，陪伴了他近五十年的王文皓，最终离开了人世。
那一年，他年已七十五，整个人憔悴了许多，做饭的时候，偶尔还会下意识地呼唤妻子的名字，意识清醒过来后才懊悔不已。朋友劝他再寻找一位伴侣，他只是淡淡地挥手，说：没人能取代文皓的位置。 这句话我铭记于心，在这个婚姻都能被量化价值的时代，一个人愿意用余生守护一份回不来的情感，这才是真正的深情。
这份深沉的感情，也源于他年少时经历的苦难。达式常出生于1940年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加起来足有十二个，父亲英年早逝，全家就靠母亲一人艰辛地操持。小时候，他常常跟着邻居的孩子去菜市场捡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洗干净了当菜吃。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却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9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班里同学大多出身优越，底蕴深厚，他只能靠着自身的努力去弥补。当同学们忙着聊天娱乐时，他躲在宿舍对着镜子一遍遍练习哭戏、调整眼神。当同学们完成作业便了事时，他却坚持把同一个片段反复排练两三遍。我始终坚信，努力或许无法完全赶上天赋，但一定能追赶上那些不努力的人。
达式常正是凭借着这份不服输的毅力，在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影厂。命运似乎也格外眷顾肯下苦功的人。1965年，《年青的一代》的选角过程中，导演一眼相中了他在身上散发出的书卷气，让他出演了男主角林育生。影片一经上映，便风靡全国，年仅25岁的他一夜成名，走在街头，观众争相塞给他水果、手绢。
但真正将他推上巅峰的，是1980年的《燕归来》，他塑造的正直的外科医生林汉华，一举斩获百花奖影帝，影片还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而最让我敬佩的，是1982年那部《人到中年》，为了将知识分子傅家杰诠释得淋漓尽致，他主动留起了胡茬，熬得眼圈发黑，甚至将自己穿了多年的、破旧不堪的旧汗衫带到片场当戏服。
片中有一个镜头，他背对镜头脱下了毛衣，露出里面破旧的汗衫，没有一句台词，却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清贫和坚守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部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一亿五千万，许多观众写信说，傅家杰那件汗衫跟自家丈夫穿的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达式常之所以能演活这些角色，正是因为他从未将自己与普通百姓隔离开来。更难得的是他那份清醒的头脑。从影六十多年，荣获百花奖、金鹰奖、金鸡奖等诸多奖项，但他始终坚信角色红就行，演员不必红。
他这辈子不接商业广告、不上娱乐综艺，据统计，他推掉的代言费加起来已超过千万。有人嘲笑他傻，放着轻松的机会不抓住。但我十分认同他的逻辑，演员的本分是演好戏，靠代言博取眼球那是本末倒置。放到如今这个流量至上、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娱乐圈，达式常这种老派的坚持，宛如一股清澈的泉水。
名与利，这些东西，越是紧抓，反而越容易扼杀演戏这门手艺。妻子离去后的这十一年，达式常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剧团的创作中，既是寻找精神的寄托，也是想给年轻演员多提供一些指导。佟瑞欣当团长这十几年，总是抱怨达式常太爱躲，不爱出现在公众场合，每次都得费劲心思地把他请出来。但只要是剧团的事，老爷子嘴上说着自己老了不行，行动上却从未含糊过。
剧团的诵读节目《声影》，他几乎每一场都到场观看。83岁那年，他还主动牵头录制了有声剧《牛虻》，自己担任导演和讲述人。甚至还配音演神父，天天泡在狭小逼仄的录音棚里，反复推敲语气、调整停顿，比年轻人还精益求精。
也是那一年，他荣获了金鸡奖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在领奖台上，他身着笔挺的蓝色西装，挺直了腰杆，当场朗诵了《人到中年》中的《我愿意》，声音依然洪亮而富有感染力。即便在身体状况尚好的时候，八十多岁的他依然跟随剧组前往新疆戈壁滩取景，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雪地戏份，他脱下军大衣，光着胳膊上，胡须结了霜也不用替身。
他说拍摄电影就要有玩命的精神，糊弄观众就是在糊弄自己。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普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把戏当命，后者只把戏当职业。如今八十六岁高龄，身体大不如前，记忆力也逐渐衰退，可只要一聊及创作，他便会精神焕发。他说，创作是他感到最快乐的事情，只要还能琢磨剧本，还能录制作品，人就拥有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