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渐染，上海徐汇区的老弄堂里，桂花香气盈满了每一个角落。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佟瑞欣刚从一次奔波的拍摄中归来，便迫不及待地拉着副团长陈龙，想在节日到来之前，去探望剧团里几位年迈的前辈，献上一份真挚的问候。
原本计划顺路拜访达式常先生的家，结果打听后得知，他家正迎来远道而来的四川亲戚，怕打扰他们的团聚，便改了主意。有趣的是，这周他们三人已三次相遇，每次的谈资都围绕着同一个话题：达式常先生念念不忘的那部新的有声剧。
我始终认为，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老去，并非看脸上的皱纹，而是看眼眸中是否还闪耀着光芒。而这位86岁的老人，一提起创作，那双眼睛便会焕发光彩，全然不似外界口中那个老到认不出的模样。
坦白说，如今若在街头偶遇达式常先生，十有八九认不出他竟是当年那个红透半边天的银幕第一美男。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仿佛蒙上了一层薄霜；腿脚也已不再利索，出行多靠着轮椅；甚至连签个名，右手也因颤抖不已，不得不紧紧按住桌角，才能勉强稳住笔尖。
他总喜欢拎着一个陈旧的蓝布袋，上面依稀可见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字样，身上的那件白色衬衫领口已经洗得发白，袖口还缝着一块补丁。在我看来，一位曾经荣获无数奖项的老艺术家，将自己打理得如此朴素，这本身就是一种高贵的态度，他从未想过靠着外在的浮华来证明自己。
真正让我感受到这位老头固执中蕴藏的可爱之处，是他执意守着那套仅有60平方米的老公房。他唯一的女儿达秧，身在美国从事纪录片创作，事业早已步入正轨，曾多次专程飞回国内，细致地规划了当地的住房、医疗、养老等事宜，希望他能前往美国安享晚年。
可达式常先生总是摇摇头。这并非父女之间关系疏远，而是这套老房子里，装满了他和已故的妻子王文皓大半辈子的记忆。厨房里摆放着妻子常用的瓷碗，书架上立着两人年轻时的合影，就连玄关那个简单的挂钩，也是当年妻子亲手钉上去的。
我能深刻理解这种不轻易妥协的执着。对于有些人而言，房子仅仅是遮风避雨的场所，但对于达式常先生而言，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承载着他和亡妻共同呼吸过的痕迹，一旦搬离，那些珍贵的记忆便无处安放。所谓落叶归根，根究竟扎在哪儿？我想，根就扎在那份舍不得丢弃的旧物中。他袖口上那块补丁的来历，一听就令人鼻酸。
那可是妻子王文皓生前为他缝制的，人已离世，衣衫破损，他就自己学着一针一线地修补，穿了又穿，陪伴了他数年。两人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一个专攻表演，一个精通美术，在校园里便两情相悦，1966年结为夫妻。他们的婚礼简单到近乎朴素，礼服是借来的，场地是租用的，喜糖更是买得少之又少。
后来，命运弄人，两人被迫分居长达八年，一个留在上影厂，一个被调到北京电影厂，隔着几百里之遥，音讯难闻，唯有靠着一封封书信维系着彼此的感情。我常常感叹，如今许多感情经不起一次异地，一场冷战就宣告结束，而他们那一代人，却硬是将八年的分离熬成了更深的思念。妻子患上重病后，为了不拖累丈夫，主动从单位办理了退休。
达式常先生也尽心尽力，无论拍戏走到哪里，每天都要抽出时间给家里打个电话，一收工就争分夺秒地承担家务，悉心照料妻子。后来，他更是学会了打针、按摩、煎药，样样精通。在旁人眼中，他是万众瞩目的明星，回到家却成为了妻子最贴心的护工。2015年，陪伴了他近五十年的王文皓女士最终离开了人世。
那年他75岁，整个人骤然瘦了一圈，做饭时还会下意识地呼唤妻子的名字，直到反应过来才意识到她已不在人世。朋友们劝他再找一位伴侣共度余生，他只是摇摇头，说道：没人能取代文皓的位置。这句话我铭记在心，在这个连婚姻都能被明码标价的时代，一个人愿意用余生去守护一份回不来的感情，这才是真正的深情。
能够如此珍视感情，将日子过得如此淡泊，与他小时候经历过的艰辛是分不开的。达式常先生1940年出生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家中兄弟姐妹加起来多达十二个，父亲又早逝，全家人的生活重心都压在了母亲身上。小时候，他常跟着邻居的孩子去菜市场捡拾人家丢弃的烂菜叶，洗干净了便当做菜食用。就是这样一个出身贫寒的孩子，却偏偏迷上了表演。
1959年，他考入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与同学们相比，他的家境相对落后，只能拼命追赶。当同学们在课余时间聊天时，他却躲在宿舍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哭戏、揣摩眼神；当同学们完成作业后便休息时，他却坚持将同一个片段多排练两三遍。我始终坚信，努力或许无法完全弥补天赋的差距，但却能追赶上大多数不努力的人。
达式常先生正是凭借着这份永不服输的毅力，在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影厂。命运似乎也眷顾了肯下功夫的人。1965年，《年青的一代》的选角中，导演一眼相中了身上那股书卷气，让他饰演了男主角林育生。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轰动，25岁的他一夜成名，走在街上，观众们纷纷塞给他水果和手绢。
要说真正将他推上巅峰的，则是1980年的《燕归来》，他饰演的正直的外科医生林汉华，一举斩获百花奖影帝，影片还荣幸地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而最让我钦佩的，是1982年的《人到中年》。为了诠释知识分子傅家杰这个角色，他主动留起了胡须、熬黑了眼圈，甚至将自己多年穿、破洞遍布的旧汗衫带到片场作为戏服。
在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他背对镜头脱下了毛衣，露出了里面破损的旧汗衫，没有一句台词，却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清贫与坚守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部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1.5亿，许多观众写信表示，傅家杰那件汗衫跟自家丈夫穿的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达式常先生之所以能够将这些角色演绎得栩栩如生，恰恰是因为他始终将自己置于普通老百姓的行列之中，从未自诩高人一等。更难得的是他那份清醒的头脑。从影六十多年，百花奖、金鹰奖、金鸡奖他都曾荣获，但他信奉的是角色红就行，演员不必红。
他这辈子从不接商业广告，也不参加娱乐综艺节目，据统计，这些年他推掉的代言费累计超过了一千万元。有人嘲笑他愚蠢，放着轻松的钱不赚。但我的确认同他的逻辑，演员的本分是演好戏，靠着代言来博取眼球那是本末倒置。放到今天这个流量至上、恨不得一夜暴富的娱乐圈，达式常先生这种老派的坚持，简直就像一股清流。
名和利这些东西，抓得越紧，反而越容易将演戏这门手艺给毁了。妻子离世后这十一年，达式常先生将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剧团的创作上，一方面是为了寻找精神寄托，另一方面也想尽力帮助年轻演员们提升演技。佟瑞欣团长担任团长以来，经常抱怨达式常先生过于隐居，不爱站台，每次都要费尽心思地把他请出来。但只要是剧团的事情，这位老人嘴上说着自己老了不行，行动上却从未含糊过。
剧团的诵读节目《声影》，他几乎场场都到场观看。83岁那年，他还主动牵头录制了有声剧《牛虻》，并身兼导演和讲述人。就连配音演神父，也天天泡在狭小的录音棚里，一句一句地精雕细琢语气和停顿，比年轻人还认真。
同样是在这一年，他荣获了金鸡奖的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上他身着笔挺的蓝色西装，挺直了腰杆，当场朗诵了《人到中年》中的《我愿意》，声音依然醇厚有力。前几年身体还硬朗时，八十多岁的他还跟随剧团去了新疆戈壁滩取景拍摄，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雪地戏，他脱掉了军大衣光着胳膊上，眉毛胡子结了霜也不用替身。
他说拍电影就得有股豁出去了的劲头，糊弄观众就是糊弄自己。我想，这大概就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普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把戏当命，后者只把戏当工作。如今86岁，身体大不如前，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但只要一谈起创作，他立马便精神焕发。他说，创作是他心中最快乐的事情，只要还能琢磨剧本、还能录制作品，人就拥有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