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温柔地洒在上海徐汇区的老弄堂里，桂花香气弥漫，甜腻得仿佛要滴出水来。上影演员剧团的团长佟瑞欣，刚结束一场外地拍摄，回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拉着副团长陈龙，想趁着中秋佳节，去看看剧团里几位年事已高的老前辈，也算是表达一番敬意。
本意是顺路拜访一下达式常的家，可一打听，得知老爷子家里正迎来远方的四川亲戚，怕打扰他们的热闹，只好临时改变了计划。算起来，这几周他们三人已经三次偶然相遇，每次聚在一起的话题，都绕不开达式常心心念念的那部新有声剧。
我总觉得，衡量一个人是否真的老去，并非看脸上皱纹的多少，而是看那双眼睛里是否还闪耀着对生活的热情。而达式常，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创作时的模样，那双眼睛仿佛瞬间回到了年轻时，熠熠生辉，全然看不出外人口中的老到认不出的模样。
说起达式常，如今在街上，十有八九的人难以将他与当年那个红透半边天的银幕第一美男联系起来。白发梳得一丝不苟，像蒙上了一层薄霜，腿脚也不再利索，日常出行多得依靠轮椅。甚至连签个名，右手都会颤抖不已，他总是得用左手紧紧按住桌子，才能勉强稳定笔尖。
他总是拎着一个旧蓝布袋，上面褪色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几个字诉说着他的过往。身上的那件白衬衫领口洗得有些泛白，袖口还补着一块补丁，朴素得近乎简陋。在我看来，这位曾经拿到奖拿到手软的老艺术家，将自己活得如此平凡，本身就是一种高贵的态度，他从未试图用外在的光鲜来证明自己。
真正让我感受到他轴得可爱的，是他固执地不肯搬离那栋60平米的老公房。女儿达秧在美国做纪录片，事业早已功成名就，多次不惜花费巨资专程赶回来，详细规划好那边的住房、医疗和养老条件，一心想把他接过去安享晚年。
可达式常总是摇摇头，这并非父女之间关系疏远，而是这套老房子承载了他与亡妻王文皓大半辈子的记忆。厨房里摆放着妻子常用的青瓷碗，书架上还立着他们年轻时的黑白合影，连玄关那个老旧的挂钩，都是当年妻子亲手钉上去的。
我深切地理解这种执拗。对于有些人来说，房子只是一间遮风避雨的住所，但对于达式常而言，这里的每一寸空间都铭刻着他和亡妻共同呼吸过的痕迹，如果搬离，那些珍贵的回忆就如同无根之木，无处安放。落叶归根的道理，根究竟扎在哪儿？我想，根就扎在那些舍不得丢弃的旧物里。他袖口上那块补丁的来历，一听就忍不住泪目。
那是妻子王文皓生前亲手为他缝制的，人虽已逝去，他却将这件破旧的衣服小心翼翼地修补着，穿了又穿，穿了又修。他们是上海电影专科学校的同班同学，他学表演，她学美术，一见钟情，于1966年结了婚。婚礼简单得近乎朴素，礼服是向亲友借来的，场地是租来的，连喜糖都只买了几颗。
那段特殊的年代，他们被迫分居长达八年之久，一个在上海的上影厂，一个被调到北京的美影厂，隔着千里之遥，只能靠一封封饱含思念的信来维系感情。我常想象，如今许多感情经不起一次异地、一场误解就轻易破裂，而他们那一代人，却硬是把八年的分离熬成了更深厚的牵挂。后来妻子不幸患病，为了不拖累丈夫，她主动从单位退了下来。
达式常竭尽所能地陪伴在她身边，即便拍戏再忙，每天都要抽出时间打一个电话。一结束拍摄，便争先恐后地承担家务，悉心照料她，甚至学会了打针、按摩和煎药。在旁人眼中，他是万众瞩目的明星，回到家却成了妻子最贴心的护工。2015年，陪伴了他近五十年的王文皓最终离开了人世。
那年他75岁，整个人仿佛一夜之间衰老了许多，做饭时还会下意识地呼唤妻子的名字，反应过来后才懊恼地捂住嘴。朋友劝他再找一个伴侣一起生活，他无奈地摆摆手，说：没人能代替文皓。这句话我铭记于心，在这个婚姻价值似乎可以被量化的年代，一个人愿意用余生去守护一份回不来的感情，这才是最动人的深情。
这份深沉的感情，也与他童年经历的磨难息息相关。1940年，达式常出生在上海一个普通的家庭，家境贫寒，兄弟姐妹加起来足足十二个，父亲早逝，全家生活依靠母亲一人艰苦支撑。小时候，他经常跟着邻居家的小孩去菜市场捡拾人家丢弃的烂菜叶，清洗干净后当做菜肴。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中，他却对表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59年，他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上海电影专科学校表演系。与班里大多出身优越、底子较好的同学不同，他只能靠着一股韧劲去追赶。别人在课后聊天，他却躲在宿舍对着镜子练习哭戏、模仿表情；别人完成作业就了此为止，他却总要将同一个片段反复排练两三遍。我始终坚信，努力或许无法完全赶上天赋，但一定可以追赶大多数不思进取的人。
达式常正是凭借着这份不服输的精神，在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上影厂。命运似乎也眷顾了肯吃苦耐劳的人。1965年，《年青的一代》的选角过程中，导演一眼被他身上那股书卷气所吸引，让他担任了男主角林育生。影片一经上映便引起轰动，25岁的他一夜成名，走在街上，观众们争相塞给他水果和手绢。
真正将他推上巅峰的，是1980年的《燕归来》，他饰演的正直的外科医生林汉华，一举斩获百花奖影帝，影片还荣幸地入围了柏林电影节。而最让我钦佩的，是1982年的《人到中年》，为了完美诠释知识分子傅家杰的形象，他主动留起了胡茬，熬黑了眼圈，甚至将自己多年穿、破洞满满的旧汗衫带到片场作为戏服。
影片中有一个镜头，他背对镜头脱下毛衣，露出里面破旧的汗衫，没有一句台词，却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清贫和坚守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部电影观影人次突破了一亿五千万，许多观众写信表示，傅家杰那件汗衫与他们丈夫穿的一模一样。
在我看来，达式常之所以能够如此真实地塑造这些角色，恰恰是因为他从未把自己从平凡的民众中剥离出来。更难得的是他那份清醒的认识。从业六十多年，囊括了百花奖、金鹰奖、金鸡奖等众多奖项，但他始终坚守着角色红就行，演员不必红的原则。
他这辈子不接商业广告，也不参与娱乐综艺节目，据统计，他推掉的代言费加起来超过了一千万元。有人嘲笑他傻气，放着轻松的路钱不挣。但我也非常认同他的逻辑，演员的本分在于精湛地演绎角色，而依靠代言博取关注，无非是本末倒置。在今天这个流量至上、渴望一夜暴富的娱乐圈，达式常这种坚守老派传统的精神，宛如一股清流，涤荡人心。
名与利，如果抓得太紧，反而会扼杀演艺这门手艺。妻子离世后的这十一年，达式常将大部分心血都倾注在了剧团的创作上，既是寻找精神寄托，也是希望能够帮助年轻演员提升演技。佟瑞欣当团长这十几年，经常抱怨达式常过于隐居，不爱出现在公众场合，每次都得想尽办法把他拉出来。但只要是剧团的事情，老爷子总是嘴上说着自己老了不行，行动上却从未含糊过。
剧团的诵读节目《声影》，他几乎场场都到场观看，83岁那年甚至亲自牵头录制了有声剧《牛虻》，自己担任导演和旁白。甚至，他还为神父角色配音，经常泡在狭小的录音棚里，对每一个字、每一段停顿都精益求精，比年轻人更认真。
同一一年，他荣获了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领奖台上，他身着笔挺的蓝色西装，挺直了腰杆，当场朗诵了《人到中年》中的《我愿意》，声音依旧浑厚有力。曾经身体硬朗时，八十多岁的他还跟随剧团前往新疆戈壁滩拍摄，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天气，他脱下棉衣，光着胳膊上镜，胡须上结着厚厚的冰霜，也从不要求替身。
他说拍摄电影就要有玩命的劲头，虚虚假假地糊弄观众，就是在糊弄自己。我想，这大概就是真正的艺术家和一个普通演员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把戏当生命，后者只把戏当工作。如今86岁高龄，身体大不如前，记忆力也开始衰退，但只要一聊起创作，他立马精神焕发。他说，创作是他最快乐的事情，只要还能琢磨剧本，还能录制作品，人就拥有无限的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