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对举报那英很是不满，认为该举报太没边界。为缅怀刘欢，临时加唱一首，这有什么好举报的。
其实，举报者的目的很明显：郭德纲因节目没报备，处罚60万。那么，那英临时加唱也没报备，你处罚不处罚。
一句话，举报者只想问一句：我们的法律到底有没有公道？
肯定有人会说，郭德纲有亵渎红歌的情节。
但要知道，武汉文旅局之所以处罚郭德纲，法律依据并不是亵渎红歌，而是节目没有报备。或者说，如果以亵渎红歌为由处罚郭德纲，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同样，在举报那英案中，举报者质问成都文旅局为什么不处罚那英，成都文旅局的回应也不敢说因为那英没有亵渎红歌，只能说那英只唱半首所以不要罚等等。
也就是说，之所以郭德纲要处罚，因为他亵渎红歌的说法，其实，法盲之说而已。两家文旅局都不敢这样说，也只有不讲法律的人才信口开河罢了。
应该指出的是，案子相同，处罚不同，这是法律不公最具体的表现。就像当年同车不同命的案子一样，坐在同一辆车上出车祸，一个按农村标准理赔，一个按城市标准理赔，从户口不同的角度出发，看似有道理。从同命不同价的角度出发，却是毫无道理。
应该知道的是，如果所谓的亵渎红歌要处罚，那就等于告诉人们，处罚是可以不讲法律的，你郭德纲亵渎红歌可以罚，他那英红歌唱太低沉也要罚，反正不要法律依据，那就是想罚都可以罚。就像理发店空气也可以处罚一样。
从举报那英意在沛公的角度出发：
如果举报者是以乱举报的方式说明乱举报的荒唐与荒谬。
如果举报者是想质问法律讲不讲公道。
如果举报者是想表达对逐利执法的强烈不满。
如果举报者是为了表达对演出要报备之法律的质疑，并希望文艺工作者能得到松绑，那倒是值得嘉许的。
为什么值得嘉许？
因为举报郭德纲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了，那渔翁是钓鱼式执法者，一罚60万。只是不知道举报者有没有举报奖。
如果举报那英也能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让文艺工作者也当回渔翁，让文艺工作者得到松绑，那当然值得嘉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