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由AI生成）
■ 李清霞
前几年整理照片，发现我最早的照片，好像是小学毕业证上的，当时虽然我细心保存，但还是找不到了。我记得在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妈妈给我和妹妹各做过一件真丝裙子，我和妹妹穿着新裙子拍了照片，具体是在哪里拍的，不记得了。究竟是在照相馆里，还是用单位里某个叔叔的照相机拍的，完全没有印象了。妈妈去世时，我让妹妹找找，她说没有找到。那会儿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学校里没人穿连衣裙，妹妹的连衣裙是我见过的第一件，似乎是无袖的，上半身是紫色小花；下半身是墨绿色的真丝材质，细腻柔软，泛着粼粼的波光。我那件是半身裙，上身可能是浅色上衣，感觉飘飘的。妈妈说，这块真丝布料是爸爸1957年到广州出差时给她买的，当时没舍得做衣服，如今看我和妹妹长大了，也没有穿过什么好衣服，就拿出来给我俩做了两条裙子，让我们嘚瑟一下，还特意拍照留念，可惜照片不见了。妹妹的小连衣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好看的衣服，即使放在当下，那款式和配色也都是上乘的，特别是妹妹还长得很漂亮，粉雕玉琢般，宛然是电影中的小公主。
后来，妹妹给我发过一张照片，是我们俩在楼东边的平房院子门口拍的，我蹲着，她站着，我俩都穿着棉衣，背景是冬天的景致，我留着短发。我记得，大哥下乡后妈妈把我的头发剪短了，小时候是大哥每天给我梳辫子，他走后，妈妈忙不过来，就给我剪了短发。少女时代我的头发一直不长，最多是可以用皮筋绑个小揪揪的长度。我一辈子都不会编辫子，长大后虽然头发可以留长，但时代变了，不管头发多长都可以披着，或者烫成大波浪、小螺丝，结婚时我还烫了拉丝头，好大一蓬，上课时就用皮筋扎起来。平房是大哥知青回城后盖的，可能是1980年前后，我那时大概上初中。
我常想，将来要是生个女儿，就给她梳各式各样的小辫子。但这个愿望只能等孙女了。我每天锻炼手的灵活度，就为了这个美好的期冀，人就是这样，自己生了儿子就盼着女儿，看着谁家的小闺女都稀罕。可潜意识里，只要是自己的孩子，男孩女孩都一样，这是人类最朴素的情感，或者叫血脉压制。
初中三年、高中两年，我留下了两张证件照。高考准考证上贴的也是证件照。大学时，我们宿舍里的同学一起拍过照。照片多起来是在认识老刘以后，我们一起拍了不少照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毛老师有个学生给我们弄到了一台性价比很高的相机，重要时刻我们都会留影纪念。后来有了数码相机，我们终于实现了拍照自由。各种生活照、搞笑照、搞怪照存了一堆相册和一堆文件夹，证件照倒是少了。
2012年秋，我和许老师准备去厦门开会，会议方要求提交一张证件照，要求露牙齿和耳朵，不能戴首饰，衣服要有领子。翻了半天，我俩都没有合适的。许老师联系了张大师，帮我们拍证件照。张大师就是专业，一听就说知道了。我们约在六楼实验室，上午光线好。没有背景，实验室的年轻老师摘了一个办公室的短门帘，用图钉钉在书柜侧面，淡蓝色的，效果很不错。张大师给我们每人都拍一组，拍好在相机里给大家看，同事们赞不绝口，都说好极了。给我拍得尤其好，我开心极了。许老师笑着说，这照片太好了，都能在三兆用了！这确实是对照片的终极评价了！一张可以给人盖棺定论的照片，那可得千挑万选呀。接着，许老师说起她的同学，国庆节期间因为癌症去世了，大家翻遍相册竟然找不出一张合适的照片。这张照片就很合适，最好的状态都给拍出来了。张大师挑选后，打包发给了我们，还挑他感觉好的打印了很多照片送给我们，有白底、红底、蓝底，一寸、二寸的都有，方便我们填各种表格或资料。这些照片，我用了十几年还没有用完，退休证上还可以用。前几年，学院给老师们拍证件照，摄影师是位年轻老师，帮我们修了一下，修得年轻漂亮，我有些不好意思用。照片太年轻了，老太太有点难为情。
拍完照，许老师说请我吃饭，我们一起去吃了炝锅鱼。席间，许老师说她的朋友说她了，她那天说我的照片适合在三兆用，这话不吉利，让我不要介意。我怎么会介意呢？我们不仅是朋友还是老乡，我俩都是铜川人，她是市里的，我是矿上的。工作生活中，她关照我，带我做课题，凡事都惦记着我，我打心眼里亲近她。我们同单元上下楼，我在她家喝过她泡的果酒，我们还是酒友——可以一起喝两杯的朋友。
许老师是我的恩人。2012年高考前夕，有一天在班车上说起单位体检的事，许老师说，有个同事发现身体有问题做手术了，问我有没有去看望，他可能都出院了。我说，不知道啊！医生还说我有问题，让我去做检查呢，我准备等儿子高考完再去。许老师说，那怎么行，你赶紧去。她说，她同学在春节前就感觉不舒服了，但一直没在意，女儿回来带她去检查时已经是晚期了，就是她拍照那天说的同学，当年国庆节期间去世的。许老师要我赶紧去检查，说拖不得。医生检查时给我推荐了医院，并交代了检查项目，我便开始到医院做各种检查，主要是宫颈癌筛查。现在想想，学校请的妇科专家真是厉害，简单的妇科检查就能断定你有没有问题，大概是什么以及检查要做哪些项目。
儿子高考时，老刘负责接送，中午孩子回干妈家，干妈负责午饭和午休，晚饭则由我负责。第一天送走父子俩，我到一附院做了检查，检查项目大多很烦琐，我和其他候诊患者一起坐在诊室外的凳子上，几乎都是女性，既有二三十岁的，也有我这种四十多岁的，还有五六十岁的，所有的人都是哭丧着脸，气氛很压抑。年轻人沉不住气，开始互相打听，你确诊了吗？是癌前还是中晚期，会不会误诊啊？突然有个女孩撑不住哭起来，说我还没结婚呢。另一个说，我孩子才两岁。一时间，哭声和哽咽声响成一片，接着便是哭自己命运不济，或者骂老公、骂婆婆、骂单位。我静静地坐着，有个女孩问我，你是陪别人来的吗？为什么不哭？我说，结果没出来，不要着急，没准还不是呢。有人问我，你多大、有孩子吗？我说，我儿子今天高考。一个女孩说，难怪你不哭，你儿子都高考了，我还没孩子呢。另一个说，你45岁了，死了也不亏，我才三十多。等待时的煎熬与恐惧，大家感同身受，说出来的话即使难听，也没有人会计较。遇到笑着从诊室里出来的人，大家都会满怀期待地问，不是吧？不是！遇到愁苦哀伤的，大家也关切地问，要住院吗？嗯！这便是确诊了。
在医院折腾了几个月，我渐渐接受了现实，坚持治疗，继续上班。许老师担心我会多想，便请我吃饭安慰我。我很感激。那组照片确实拍得好，家里人都很喜欢。第二年出书，编辑说要一张我的近照，作者简介处用，我选了这张。后来，导师简介、杂志发文章等场合需要照片时，我都用了这张。
那次开会本来安排了去金门参观，因故没能成行，虽有些许遗憾，但会议还是有收获的，不仅收获了一组证件照，还有张大师、许老师和实验室同事们的情意。患腹水那几年，我肚腹胀痛，整个人肿得像一个球，也没心思拍照，遇到要照片的，我就拿这张照片凑数，常常被人嘲讽：啥时候的照片还拿出来用，都不像是一个人。是啊，人都希望把自己好的一面留给世人，我也一样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