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国门外那栋占地一千五百平米的宅子，第一次路过的人，多半会以为是什么私人美术馆。院墙深处，三辆劳斯莱斯静静停着，漆面亮得能照出云影。推门进去，每个房间都是不同国家的味道——法式的雕花、英伦的壁炉、东方风格的屏风，角落里一个不起眼的木柜，可能就抵得上普通人几辈子的积蓄。四个司机随时待命，五个保姆轻手轻脚地收拾，四个护士轮班守着，十三个保镖散在四周。这样的阵仗，任谁都会想：这里头住着的，该是个怎样的传奇人物。
这房子的主人叫李春平。可你若翻他早年的经历，恐怕会愣住：他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家子，更不是什么商业巨擘。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还是个从劳教所出来、连饭碗都找不到的落魄青年。谁能想到，从1991年起，他开始以每天至少七万块的速度往外捐钱，二十多年下来，累计捐款超过十亿。有人称他百年慈善第一人，他也成了中国红十字会第一个授予慈善家头衔的人。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他拿出八十件私人收藏，在北京二十一世纪饭店拍卖，全场人看得目瞪口呆——光那一天，他捐出的善款就超过一个亿。这位神秘富豪的钱到底从哪儿来的？他只用一句话回答：我因女人败，也因女人兴。
一九四九年，李春平生在江苏淮阴。父亲转业那年，他跟着进了北京，在110中学念书。中学毕业，他穿上军装，一当就是九年兵。二十七岁转业回京，被安排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保卫科，端上了铁饭碗。按说，这日子稳了，找个媳妇，生个娃，一辈子也就这么过去了。偏偏他爱上了一个姑娘，那姑娘身边围着一堆追求者。一九七七年三月，争风吃醋的李春平和情敌动了手，把人打成了轻伤。就这一拳，换来三年劳教，工作也泡了汤。
出来以后，他到处碰壁，只能窝在家里混日子。父亲看他那副没出息的样子，气得把他轰出门好几回。有一天，他百无聊赖地在北京饭店门口闲逛，一个女人迎面走来——一个改变了他整个命运的女人。
多少年来，李春平从没对外公开过她的真名，只叫她克劳迪娅。外界只知道，她比李春平大三十八岁，曾经是红极一时的好莱坞女明星。那天，她主动走到他面前，个子不高，一头黑发，一双蓝眼睛直勾勾盯着他。李春平后来说，那一刻，他心口好像被什么东西电了一下，直觉告诉他：这就是命。
没人知道两人是怎么好上的。可真要提结婚，李春平犹豫了。年龄差得太大，而且她提了个条件——结婚后，他必须跟她回美国。李春平说考虑考虑，克劳迪娅便给他找了个涉外宾馆后厨洗碗的活儿，这样她每天都能见着他。谁知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他下班回家，被一辆出租车撞飞，司机当场跑了。那个年代，街上没几个监控，他连车牌都没看清，更别索赔。在医院躺着的日子，又是克劳迪娅出面，付清了所有费用。李春平心里翻来覆去地想：不出国，自己连个正经工作都找不着，一个大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跟她走，至少是命运给的一次机会。
一九八〇年，为了方便，他以克劳迪娅养子的身份办了签证。他盘算过：两人相差三十八岁，若直接在中国登记结婚，肯定被人怀疑别有用心，甚至会被当成间谍。弄个收养证明，以儿子名义去美国，反倒不惹眼。他当时想得很简单——到了美国，自己去唐人街中餐馆洗盘子，挣钱养家。他压根不知道她有多少钱，只觉得自己年轻力壮，养家的担子就该扛在自己肩上。
到了美国，他傻眼了。克劳迪娅的财富远超想象：她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这些城市的黄金地段都有住宅，每栋房子里随便挂出来的一幅画，就是毕加索、高更、莫奈的手笔，价值千万。她什么都不缺，只缺一个人陪着她。李春平至今想不通，这个美国老太太怎么就看上自己了。克劳迪娅把他当儿子又当情人，一往情深。李春平自己也承认：她对我感情是百分之百的，我对她的感情没到百分之百。他问过她缘由，她说自己在梦里得了上帝的启示，说她会在中国遇到生命中最后一个情人。她来中国找，一眼看到李春平，就知道，上帝说的就是他。
日子久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矛盾也冒出来。有个伺候克劳迪娅多年的佣人，家里父亲生了重病，开口跟她借钱，却被一口回绝。李春平看不下去，偷偷拿了三万美金塞给人家。克劳迪娅知道了，气得骂他擅自做主。李春平也不让着：佣人照顾你这么多年，她家人病了，你连管都不管，你还有良心吗？他以为对方会摔门让他滚蛋，没成想克劳迪娅哭了，说：孩子，我在你身上看到一种特别珍贵的品质，我将来有依靠了，放心了。从那以后，李春平接替了那个佣人的位置，一心一意陪着她、照顾她。 一九九〇年，克劳迪娅查出癌症。李春平与她登记结婚，那一年，她七十九岁，他四十一岁。两个月后，她走了，留下一笔天文数字般的遗产给他。
关于克劳迪娅的身份，坊间猜得沸沸扬扬。有人说她是赫本，有人说是嘉宝，还有人说她根本不是好莱坞明星，而是黑帮老大的母亲，李春平的财富来路不正，所谓继承遗产不过是编出来洗钱的谎话。对这些猜测，李春平从不回应。可越沉默，大家越好奇。无数人当起侦探，按他给的线索去海捞：结过婚、得癌症死在纽约、去世时超过七十岁的好莱坞女星。有人提到巴巴拉·斯坦维克，可她在加州去世；丽塔·海华斯死在纽约，时间对不上；玛琳·黛德丽时间吻合，人却在巴黎没的；也有人猜奥黛丽·赫本，但赫本走的时候在瑞士。直到有一天，一个名字浮出水面：宝莲·高黛。她结过婚，离过婚，与雷马克结婚后继承了亡夫大笔遗产，一九九〇年因癌症病逝于纽约——一切都对上号了。宝莲·高黛正是卓别林的第三任妻子，上世纪三十年代与卓别林合演过《摩登时代》《大独裁者》，还曾是《乱世佳人》女主角的热门人选。后来她怪卓别林没帮她争取到郝思嘉这个角色，两人感情破裂。一九四二年离婚时，她拿到一笔不小的分手费。之后她嫁给作家雷马克，雷马克死后，艺术品和财产都留给了她。
然而，巨额财富并没有给李春平带来安宁。回到国内，他买豪宅，买豪车，大把大把花钱，可心里那个洞却越撕越大。他成了很多人眼里的摇钱树、肥羊，各种猜忌和流言如影随形。承德破获一桩文物盗卖大案，主犯居然供称盗来的文物大多卖给了李春平，他因此被拘留了一星期。后来虽查清是诬告，但质疑声已经像野草一样扎了根。
那阵子，李春平身体垮了——严重的糖尿病，加上冠心病、心肌炎。他守着满屋子的财富，却换不来亲情、友情和爱情。他感慨说，自己羡慕普通人平淡的日子，他现在的生活，根本不值得羡慕。 于是，他把目光转到慈善上。一九九一年，北京密云遭遇泥石流，他捐出第一笔二十万元。从那以后，善门一开，再也关不上。做慈善这些年，他听过太多不理解，也遇过不少风言风语。但他自己心里清楚，每次把钱送到那些真正需要的人手里，心里的踏实感比开着劳斯莱斯满街跑要强烈得多。他不再炫耀豪宅和豪车，而是把热情和财富拿出来与别人分享，仿佛那一件件善事，把他的人生重新串了起来，让那些早年浸泡在孤独和混乱里的日子，终于有了光亮。 如今的李春平，早已忙得脚不沾地。外人以为他住在豪宅里天天享清福，其实他每天盯着的，是哪里有人缺钱治病，哪个孩子上不起学，哪场灾害需要多少物资。他研究捐助方式，核算资金去向，评估救助效果，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却比任何时候都充实。 他说过一句话：我不会去在意别人说什么，因为还有太多人等着帮一把。从一个落魄的劳教释放人员，到中国慈善史上绕不开的名字，李春平这一生，像一部谁也写不出的离奇剧本。可他最想让人记住的，或许不是那些亿万家产，不是劳斯莱斯，也不是好莱坞女明星的往事，而是他后来真正为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把手里的一把把沙，撒回这片让他又痛又爱的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