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北京，一位名叫皮尔·卡丹的法国服装设计大师翩然而至，成为中国与国际时尚界第一次亲密接触。彼时，卡丹在中国尚不为人熟知，但他却别出心裁地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一场名为服装观摩会，这便是日后我们所熟知的走秀的雏形。那场演出，对新中国而言，是真切的破冰之举。中国的工人连T型台的概念都陌生，却眼看着十二位来自异国他乡的模特，身着各式各样华美的衣裙，在台上如流水般优雅地走动，台下蓝灰制服的观众们屏息凝神，仿佛时间都静止了。那一刻，现代中国与时尚这两个词汇，真正地相遇了。两年后，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模特队伍，并在北京饭店首次公开亮相，但模特儿、走秀这些新事物，与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氛围，始终有些格格不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喧嚣，上级部门对时装秀施加了诸多限制，谨慎地试探着那未知的领域。
例如，人们不能直呼模特儿，而要称其为时装表演演员；走秀表演也必须执行三不政策——不报道、不拍照、不录像，仿佛生怕一举一动都会引来争议。尽管北方的时尚之花暂时被压抑，但改革开放的第一波浪潮却已在迎风而来的广州激荡，带来了无限生机。1984年初，年仅31岁的朱小丹临危受命，担任共青团广州市委代书记，随后转为正职。这位曾长期在广东乐器厂工作过的年轻人，心中一直渴望着能引领青年群体与时代潮流同行，在创新中寻觅突破。机会很快就来了，1985年初，为了大力推广两个文明建设和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广州市团委接到了组织一场全市范围文艺活动的重任。宣传部科长沈怡和宣传干事安超，在头脑风暴中灵机一动，想起了前两年来广州演出过的夏威夷水仙花皇后访问团，以及当时在香港已大受欢迎的选美活动。
他们将在广州举办一次选美比赛的想法汇报给了朱小丹，他当即表示支持，但随即想到了一些可能出现的阻碍。近年来，《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开始刊登女明星的照片，本应是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却因过于前卫，引起了一些保守人士的反感。甚至有一位妇联干部公开写信给《大众电影》编辑部，指责他们不尊重女性，并质问道：难道不能用女英雄代替美女吗？为什么不登出众的工人、农民或在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女性照片呢？ 考虑到《大众电影》的教训，朱小丹不希望这次活动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在反复权衡之后，他和团队决定采取一种旧瓶装新酒的策略，将选美比赛巧妙包装成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虽然这个名字平淡无奇，但比赛内容却出人意料地劲爆，其中包括走秀、才艺表演，甚至还大胆照搬了香港选美的泳装秀环节。
要知道，当时的新中国不仅从未举办过选美比赛，就连泳装秀这样带有一定争议性的表演，更是闻所未闻，令人难以想象。然而，这并不代表人们对时尚和美的追求就此消失。当团委将这个大胆的想法悄悄地透露出去后，中国内地首家外资五星级大酒店——广州中国大酒店的负责人，立刻意识到了这是一次难得的宣传机会，欣然表示愿意提供场地，并邀请了来自香港的美容、化妆、发型专家，专门为决赛选手们进行形象包装。有了场地，经费问题也很快得到了解决。当年效益最好的白云山无线电厂主动联系团委，慷慨解囊，赞助了3万元，这在当时绝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与北方相对封闭的环境相比，毗邻香港的广州，社会风气更加开放包容，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的宣传海报一经推出，立刻吸引了550多位意气风发的男男女女前来报名。这些选手背景各异，既有城市工人，也有来自农村的青年，还有正值青春年华的学生，他们当中很多人甚至对青春美大赛的含义都一无所知，只是凭着一股莫名的热情，踊跃报名参加。
大赛组委会根据精心制定的评选标准，旨在选拔出内外兼修、既有美丽容貌，又有才华学识的优秀青年。值得注意的是，容貌只是评选标准中的一部分，仅占15%的权重，而知识和才艺则占据了更大的比重。1985年2月3日晚7时，预赛在广州市回民小学举行，经过第一轮的筛选，一下子淘汰了420多名选手，最终只有130多位佼佼者脱颖而出。仅仅9天后，初赛在广州市少年宫举行，这一轮的比赛更加严格，首先是面试，考察选手的仪表、气质、风度、体态、表达能力以及普通话水平。紧接着，便是笔试环节。笔试的内容涵盖了方方面面，从时事政治到历史、地理、文学，甚至还包括了政治经济学、数学、化学等多个学科。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笔试没有选择题，而是全部为填空题，例如：最近当选的美国总统是谁？，《哈姆雷特》的作者是谁？ 这些题目难度可不低。
这次初试耗费了整整一天的时间，立刻引发了广州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尤其是广州的西方媒体和香港媒体，对此次比赛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将其视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信号，争相报道。随着比赛的深入，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迅速升温，选美比赛的本质也逐渐显现出来。消息传开后，果然引发了一些保守派人士的不满，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只讲穿着打扮，不注重艰苦奋斗，这是低级趣味，随即向北京的团中央打去了告状电话。这让沈怡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借着出差到上海的机会，他四处奔走，设法联系到了一位团中央的负责同志，并诚恳地阐述了情况。所幸那位同志思想并不固守旧有观念，经过一番考虑，最终向沈怡表示：要把握好方向。
几天后，广州团委收到了团中央的指示文件，允许他们完成这项活动，但同时强调要避免扩大规模，以免造成不良影响。3月6日，在元宵节的夜晚，决赛如期在广州中国大酒店举行，现场热闹非凡，聚集了众多社会名流，甚至还有著名爱国港商霍英东先生带着儿子儿媳前来观赏。然而，出于对可能引发争议的担忧，主办方最终忍痛取消了备受瞩目的泳装秀环节。到了决赛这个阶段，入选的选手们都已是佼佼者，由经验丰富的化妆师们尊重个人特点，并没有过度浓妆艳抹，使得选手们各具风采，清新自然，令人赏心悦目，也避免了人造美女的科技与炫技。比赛首先是配对表演集体舞环节，随后是自我介绍和问答环节，选手们从司仪台上的信封箱中抽取问题，由主持人吴捷玲和李伟健轮流提问。
选手任小玲抽到题目：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广州青年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任小玲机智地回答道：广州青年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 李伟健紧接着追问道：什么夜生活？ 这无疑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答不好可能会引发争议。幸好，参加决赛的选手们都是聪明伶俐的代表，任小玲凭借着强烈的求生欲，巧妙地回答道：上夜校，去图书馆、电影院。 这一回答顿时赢得了台下观众的阵阵掌声。与任小玲相比，另一位打扮得更加时尚的个体户关明珠的回答则显得更加直率，当被问到你在这里想向观众说点什么？时，她毫不犹豫地说道：我们个体户对社会的贡献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可，也希望得到国家和集体的温暖。 关明珠的回答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女性的自信、勤劳和果敢精神，同样赢得了观众的热烈鼓掌。
第三轮比赛是自选才艺表演环节，而评分环节也采用了当时开创性的电脑计分方式，最终，时任白天鹅宾馆总台首席职员的谢若绮凭借出色的表现荣获女子组冠军，退伍军人汪子健则获得了男子组冠军。年仅20出头的谢若绮，面容姣好，仪态万方，如同从古典诗词中走出的仙子，一开口唱歌便如黄鹂般婉转动听，令观众心旷神怡。她的流利英语更让她增色不少，仿佛《红楼梦》中的薛宝钗般温婉贤淑，又隐约带有一丝杨贵妃的妩媚，虽称不上绝色佳人，却足以令人怦然心动。而获得亚军的任小玲，当时则是广州市文化局团委干事，她明眸皓齿，容貌端丽，笑容甜美，仿佛弯弯的月牙。据说，任小玲的父亲并不支持她参加比赛，她只好向父母承诺：我去参加完初赛就走，没想到却一路闯入决赛。
这场比赛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州历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比赛结果被低调处理，只有《羊城日报》刊发了一条简讯，却已向世人昭示了时代浪潮不可阻挡的趋势。时隔27年，当年敢于打破常规、第一个吃螃蟹的朱小丹，也已成长为广东省省长，虽然与后来风起云涌的历史相比，这段经历显得微不足道，但它在他心中一定占据着特殊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