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美国财政部本周三宣布加大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试图通过“借短还长”的方式压低长期国债收益率，但效果仅持续了一天。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度上行至5.249%，逼近前期新高。
美国国债曾被视为国际资本中最安全的投资品，各国主权基金争相配置。然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2020年3月曾达到0.7%的历史低位，现在却大幅上升。这不仅预示着美国财政状况的恶化，也显示美元正面临信任危机。黄金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同步走高，进一步表明市场对美元的信任度下降。
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意味着更昂贵的资金成本。在全球范围内，地缘冲突、逆全球化趋势以及更高的资金成本共同推动全球进入高成本生产时代。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庞大生产规模和极致成本控制能力的经济体将受益。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已经升至三年半以来的新高，显示出先知先觉资金的偏好。
与美元面临的信任危机和资产泡沫不同，人民币在全球贸易结算和外汇储备中的份额不断增加。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为1.68%，A股制造业属性突出且估值较低。这些因素使得A股未来的行情有望独立于美债风暴。
本周，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3%关口，这不是因为经济上行，而是由于美国联邦债务已达到40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元信任危机加剧，全球主要央行配置意愿降低，私人资本成为主要买方，美国国债必须提供更高收益率才能吸引资金购买。
一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走高通常被视为该国财政状况的预警。2007年次贷危机前夜，美国30年期国债得标收益率为5.059%，当时联邦债务仅有5万亿美元。如今，美国联邦债务高达40万亿美元，净利息支出占据了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这种利息开支自我驱动赤字的负向循环可能导致美元购买力被稀释，进一步加剧美元的信任危机。
此外，AI资本开支的增加也加大了私人企业与美债对资金的竞争。美国财政部一年拍卖国债募资总额接近12万亿美元，每个月需吸纳近万亿美元规模的资金。科技巨头如谷歌发行大量AI基建相关的投资级信用债，与美国长期国债在同一资本池中竞争投资者的资金。
尽管短期内美债危机可以被掩盖，但其长期脆弱性不容忽视。正如学者奥马斯·马列宁所说，储备货币的身份只能争取时间，无法改变基础的算术约束。如今的脆弱点已转移到公共债务的再融资链条。
全球资金成本抬升、美元贬值带来的通胀、地缘冲突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物流成本上升，叠加逆全球化带来的关税成本和隐形合规成本上升，意味着全球进入了高成本生产时代。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全产业链优势凸显：
首先，完整的制造业集群带来了极致的成本控制能力。例如，在贵州瓮安－福泉的千亿级磷化工产业园，矿山直接通过封闭矿浆管线输送矿石，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原料“隔墙供应”，降低了整体成本。
其次，统一的大市场带来规模效应和产品快速迭代升级。越来越多外资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环节，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显著，出口贸易转向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等高附加值品类，对成本上涨的敏感度降低。
最后，中国贸易流向多元化增强了经济韧性。中国已成为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资源进口来源分散，出口市场多元化，支撑了贸易顺差，提升了人民币资产的吸引力。
当美债及美元资产的脆弱性暴露时，A股短期可能会受到情绪影响，但从长远来看，中国庞大的制造产能、创纪录的货物贸易顺差、成本控制能力和产品迭代能力、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以及稳定的治理能力，都是人民币资产被信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