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18日，北京举办了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400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5所高校的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语言翻译、媒体、交通等服务。大学正逐渐变成一条看不到终点的赛道。学历不断加码，排名变得越来越重要，年轻人被要求尽早找到所谓的“最优解”。高考备考过程压力巨大，但进入大学后，学生面临的是沉默的课堂、高中化的管理方式以及变化的同学情谊和师生关系。这引发了对大学教育意义的质疑：学生们是否真的通过激烈的竞争获得了相应的成长？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认为，当前大学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内卷”或“学历贬值”，更在于缺失了成长的时间性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大学应该给年轻人一段试错、探索的时间，在与老师、同辈及世界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自我。然而，当教育走向无尽的评价和排序时，学生感到迷茫，不知道什么事情值得自己投入一生。
从历史上看，古典大学曾是象牙塔般的存在，培养精英学生，文凭也格外有标识度。后来，大学逐渐融入社会，成为服务于经济和国计民生的机构。中国的大学尤其如此，自1949年后，高等教育为国家工业基础做出了贡献。1999年的高校扩招使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从精英化转向大众化再至普及化。这一过程中，接受高等教育从一种积极投资变成了防御性机制，甚至成了必需品。教育学者杨东平用“剧场效应”描述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一个人站起来之后，其他人也被迫站起来，最终所有人都站着看戏。
扩招还导致了专业性的稀释。过去一些地方师范院校的专业教育非常扎实，毕业生职业路径明确。如今学科趋同，专业性消解，连基本的职业素养都成了问题。此外，大学排名和市场化力量加剧了这种情况，使得大学的身份、学科和资源被纳入清晰的等级体系。这种逻辑促使人们追求最稀缺的文凭，如“清北”的学位，并不断向上考取更高学历以重新洗牌。
大学本应是人生中的“奥德赛期”，让学生可以试错、探索，最终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教育应提供新的生命样式，让人心向往之，提供人生的开放性和做人的典范。大学最珍贵的地方在于这些典范，让人眼里有光，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琐事。
今天的教育弥漫着成功学心态，希望教育和成长是一条没有阻力的路。然而，真正的成长需要挑战，只有阻力才能激发生命能量。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需要保留一定的宽松度，允许学生不断试错，直到找到能力和兴趣相契合的事情。王虹的经历表明，即使在北大成绩不算拔尖，感受到沮丧，但她依然独立思考，专注于热爱的事情。
教育中丢失了时间性。格非讲述了一个隐喻：20世纪80年代，他在乡村走路时遇到小溪，看到有人踩木杆跳过，他也跟着跳过去。那时人们不会焦虑路在哪里，而是直接抬脚走，风景不断展开。现在有了GPS和规则，人们整天盘算最优赛道，生怕选错。这样的成长缺乏生命力。道路修得越平，规则定得越细，人反而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因为生活不是一道只有标准答案的必答题。
大学课堂也存在问题。有些学生的状态是“一节课也不听，一节课也不逃”，被问到为什么不逃课时，他们表示连逃的动力都没有。这说明学生已被彻底卡住。现代教育容易把学生困在一张无形的网里，词汇虽然重要，但必须变成真正的工具。今天很多学生像“水培植物”，靠营养液过活，与世界应有的联系被切断。
大学教育未来的方向应重新理解智力和资源。杜威认为智力是一个副词，指专注做事时能全神贯注、克服障碍的状态。近年来，学生开始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主动去做真正喜欢的事，形成小群体，创建社团和俱乐部。大学功能正在从培养“人力资本”转向培养一个“人”，通识教育被强调，但通识教育不应是蜻蜓点水式的知识，而应使人活跃、活泼。
面对AI时代的冲击，大学教育应培养AI替代不了的人，重新定义资源，特别是人力和人心资源。教育环境要多元、容错、尊重差异。真正拔尖的人往往彼此差异更大，更有“固执”。天才常常成群结队出现，有自组织特征，一个人动起来，身边的人也会受到影响。
大学教育如何应对“后工作时代”的挑战？工作不再是铁饭碗，持续学习变得重要。持续学习靠的是个人的动力、热情、习惯以及与世界的联系。企业招聘时可能仍看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和效率，但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会变得扁平、灵活，个人特长也能带来不错的选择。
这一代人面临的挑战更加复杂，不再生活在确定的赛道上，而是活在一片激流里。生活变得更像复调，意味着突然被一件事或一个人“抓住”，生命就有了新的可塑性。真正让人无路可走的是那种永远计算“最优解”的心态。我们需要重建信任，相信自己的能力、状态和命运。大学阶段应更多地观察、体会所处境遇，拥抱命运与机遇，而不是担心未来。退后半步，胸前一尺，从离自己最近、真正能做的事情做起，松动一些东西。社会不会因等待而改变，总要有人先走出第一步，创造新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