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城市的消费，是个老大难问题 结构性难题待解。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依赖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三大动力。在中国经济中，2020年以前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双轮驱动；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疲软和基建高峰期的结束，如今变成了以出口为主要驱动力。去年中国贸易顺差突破了1万亿美元，今年预计会进一步增长。
在三大动力中，消费从未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引擎。“经济转型，消费内需崛起”这个口号已经喊了很多年。尽管有媒体和分析师不断强调“内循环”，即以消费内需为核心，但现实情况是内需一直存在结构性问题，导致内循环未能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社零）数据被认为是衡量消费内需的重要指标。8月的社零数据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单月社零增长0.4%，虽然不算快，但比5月的低点(-0.6%)有所改善。希望5月能够成为消费触底回升的一个转折点。
汽车类零售大幅下降，不含汽车的社零增长2.5%。乡村社零增长1.6%，城镇社零增长0.2%，乡村消费表现优于城镇，且这一趋势已持续多个季度。8月上海社零同比下跌6.7%，北京社零下跌2.6%，在全国范围内表现较差。这表明乡村消费好于城镇，二三线城市消费好于一线城市。
上海8月社零数据是自2024年11月以来最差的，部分原因是去年高基数效应的影响。北京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去年同期北京社零下降了11.4%，不存在高基数效应。中秋节和国庆节的长假可能对北京消费有所提振。
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人们通常认为富人和新兴产业从业者的生活相对较好。然而，实际数据显示，一线城市的消费表现不如预期。有人认为新兴产业主要集中在杭州、深圳等地，不在北京、上海，但这并不准确。事实上，许多新兴产业企业总部和主要用人基地位于北京和上海。
杭州的消费情况确实不错，1-8月社零同比增长2.1%，不含汽车更是大涨5.2%。但深圳的情况并不理想，上半年社零增长慢于全国水平。合肥上半年的社零数据也不太好看。杭州的强劲消费并未扩展到其他新兴产业聚集的城市，一线城市的消费仍然是个难题。
在北京居住十多年，我深感重要商圈的人气总体呈下行趋势，只有少数亮点如朝阳合生汇、大望路APM等。传统商圈如西单、王府井、国贸等要么走下坡路，要么只能持平。年轻人从一线城市回流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域，导致消费也随之转移。
最近我在泰国旅行时，发现曼谷的商业地产非常吸引人，甚至超过了东京。曼谷都市圈人口远少于东京，但其大型购物中心数量众多，主要依靠外籍游客的消费。泰国入境游客数量虽有所下降，但每年3000多万游客对泰国来说已经足够。
中国的入境游客数量有两个指标：含港澳台居民在内的去年高达1.55亿人次，但这个数字有一定迷惑性。更精确的指标是只算入境中国的外籍游客，2025年的数据是3517万人次，首次超过泰国，接近日本。外籍游客入境人次终于超过了疫情前的水平，其中近3000万人次通过免签方式进入中国。
近年来，在北京街头遇到外国人的几率明显增加。相对于泰国、印尼等旅游国家，中国硬件设施优越，但在软件配套方面仍有不足，如支付方式和语言障碍。此外，近期有关废除英语教育的讨论也引起了争议。英语在外向型产业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此时鼓吹英语不重要显然是逆历史潮流而动。
中国有14亿人口，是泰国的近20倍、日本的12倍。即使每年有3000多万外国游客，对中国整体经济的刺激作用也是有限的。要让旅游消费成为消费内需的支柱，中国需要接收更多外籍游客。短期可以依靠吸引更多外籍游客，长期则必须依靠本土居民的需求。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解决它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