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30日，美军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从伊拉克全面撤离。23年前，美国以战争之名强行打开伊拉克的大门，此后通过占领、扶植新政权、反恐、驻军与军事援助等方式深度介入伊拉克的政治与安全进程。如今军队撤出，但战争留下的制度遗产、宗派裂痕与安全困局仍存在。
关于美军此次撤离是否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收缩，以及失去美国军事存在后伊拉克能否重建国家能力，中东力量格局如何变化等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进行了解读。
丁隆认为，随着撤军进程推进，美军的角色从侵略者和占领军转变为承担顾问、情报、训练等辅助性任务。这种存在对伊拉克已无多大意义，反而损害其主权；而少量驻军对美国的意义也不大。伊拉克国内反美情绪高涨，美军基地频繁成为民兵武装的袭击目标。在美伊冲突背景下，美军非但无助于伊拉克稳定，反而成了“动荡之源”。因此，这次撤军既是美国“始乱终弃”，也是“战略止损”。
2011年美国曾宣布从伊拉克撤军，结果是“撤而不离”；2014年因“伊斯兰国”（ISIS）崛起又再度增兵。这一次，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明确强调9月30日是“最终且不可谈判”的期限。丁隆指出，2011年的“撤而不离”和2014年借ISIS卷土重来，去留都由美国自主决定。但这一次，伊拉克根据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将9月30日定为美军最终撤离期限，体现了伊方的决心。扎伊迪政府认为，美国在伊拉克的角色应转向能源和经贸合作，继续驻军对双方都无益。同时，伊拉克政府也想借此消除民兵组织存在的合法性基础，为民兵缴械创造条件。
丁隆曾在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著名论断——“战争推翻了萨达姆，西式民主毁了伊拉克”。他指出，美国推行的按教派、民族人口比例分配权力的“马赛克式民主”，将族群分裂制度化、永久化。如今美军撤出，但这套政治框架仍在运转。丁隆认为，伊拉克本就是殖民主义者划线拼凑出的“人造国家”，萨达姆时代靠强人暴力暂时压制了教派和民族矛盾。2003年后，美国把“配额制民主”写入宪法，把前现代的教派、民族认同上升为权力分配规则，实质上是以民主之名行反民主之实。美军撤与不撤，与伊拉克民主的成败关系不大。伊拉克民主的近忧在于民兵武装能否顺利收编、实现军队国家化；远虑则在于国家构建和民族构建能否走上正途。
丁隆还分析了美国的两项关键政策——“分权制民主”和“去复兴党化”——如何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传统。“去复兴党化”导致国家治理能力崩溃和社会失序。二十多年过去，国家机构虽然在形式上恢复完备，但内核已被宗派分权制和庇护主义深度侵蚀。政治宗派化贻害无穷，却也难以回头、开出新路。“分权制民主”则是以族群教派身份为前提进行权力分配，将族群认同固化、制度化、权力化。政治生活围绕宗派展开，公民权让位于族群认同，国家领土完整依赖外部而非内部力量。库尔德自治、逊尼派边缘化、什叶派民兵割据，均已固化为难以从根本上改变的格局。这种伤害并非绝对不可逆，但已沉淀为权力格局和政治文化的一部分。要实现逆转，需要形成超越宗派的政治精英集团、在军队国家化基础上重构权力，并重写打破宗派庇护网络的社会契约，而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可能出现。伊拉克或许能维持脆弱的形式统一，但2003年的政治转向已几乎扼杀了其自我疗愈的可能性。
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安全力量在战术层面已具备清剿ISIS残余武装的能力，但在战略层面仍受困于宗派主义、情报依赖和后勤短板。其反恐效能并非源于国家能力，什叶派民兵和美军情报的支持不可或缺。美军撤离后，军事打击和情报能力估计都会显著下降，这给ISIS留下了生存空间和沃土。更重要的是，伊拉克的反恐从未与政治和解同步推进——逊尼派地区的经济凋敝与政治排斥持续为极端主义提供温床，而民兵组织的坐大又阻碍了国家和社会整合。未来安全局势很可能呈现一种低烈度的持久动荡，只要宗派政治结构与社会分裂依然存在，恐怖主义就不会消除。
丁隆预测，美军撤离埃尔比勒对库区来说喜忧参半。库尔德自治区获得的安全庇护和情报支持将显著收缩，其“独立王国”的地位会被削弱。尽管库尔德武装在反恐作战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其防空、后勤与跨境情报网络长期依赖美军体系。美军撤离后，库区面对周边威胁及中央政府压力时，能力不足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库区面临的挑战众多，维持现状已属不易，争取更大自主性将很困难。
伊拉克经济高度依赖石油，2026年因地区冲突导致的石油出口受阻已造成严重损失。美军撤离后，伊拉克在经济重建方面将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其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经济结构单一，严重依赖石油收入，霍尔木兹海峡封闭使其石油出口受阻。此外，伊拉克的经济前景还取决于安全形势——美军撤离后，能否顺利收编民兵武装、安全状况能否好转，目前尚不明朗。
美军撤离后，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会扩大，其将通过民兵武装和政治代理人进一步扩大在伊拉克的存在。对海湾国家而言，这意味着伊朗的军事投射能力可经由伊拉克向周边延伸，对沙特和阿联酋形成更大压力。海湾国家必须认真思考如何应对伊朗、如何与伊朗共处。
美国中东霸权确有衰落之势，但其中也有美国主动从中东战略收缩的因素——从直接军事介入转向“离岸平衡”。美国仍保有海空投送、金融制裁和盟友网络的优势，但其干预逻辑已从“无限责任”转为“有限责任”。美国不愿承担维持秩序的成本，这种半进半退、欲去还留的状态，将使中东进入地区竞争加剧的动荡期，地区格局面临重组，更加碎片化。
中国与伊拉克在能源、基建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丁隆认为，中伊经济互补性强。伊拉克石油储量丰富，重建市场庞大；中国具备技术和施工能力，同时也是世界最大石油进口国。双方在油田开发、电力建设和基建领域已有丰硕合作成果。两国的务实合作与美军撤离关系不大，不存在所谓“搭便车”的问题。美国对伊拉克的关注已从安全转向能源和经贸，中国企业未来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伊拉克正在推进“发展之路”战略规划，中国也在推进“十五五”规划。丁隆认为，伊拉克的“发展之路”旨在通过巴士拉—土耳其走廊重构其地缘经济地位，而中国的“十五五”规划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强调绿色转型和产业链韧性，双方存在巨大的合作空间。铁路、港口和能源管网的互联互通，可使伊拉克从单一的石油供应地升级为连接海湾、中亚和欧洲的重要通道和节点。传统的油气勘探开发和贸易仍是两国合作的压舱石，同时，伊拉克的基建和工业化进程也为中企提供了广阔市场，有助于伊拉克经济转型。中企承建的基础设施、电力和新能源项目，不仅能缓解伊拉克的民生困境，也能为其经济多元化和长远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