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上观新闻）
六年前的9月，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刷屏，大众第一次熟悉了骑手背后的“算法”——在那篇文章里，“系统”出现了77次，“算法”出现了46次。
它揭示给人们，系统、算法构成一套严密的运行规则，如同一场无形的博弈，骑手们在这套规则里日夜奔忙，甚至被迫逆行、闯红灯、超速行驶。而他们所有的冒险与妥协，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守住一份谋生的机会，奔赴更好的生活。
可喜的是，六年的时间里，行业与制度，在强大的社会争辩中悄然改变。
雨中的外卖骑手
2025年4月，在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指导下，上海在饿了么率先推出全国首份平台算法与劳动规则协议，恳谈会上平台首次公开计价、调度派单、时间预估、路径规划等“四大算法”模型及劳动规则。同年9月，一份覆盖全平台超400万专送、众包骑手的《“饿了么”平台算法和劳动规则协议》诞生，休息、报酬、超时免责、养老保险等都在议题里。
算法和劳动者，终于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了。
但若将视线从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身上延伸开来，我们便能发现一个更庞大、更隐蔽的职场困境：被数字技术裹挟、困住的劳动者，远远不止骑手这一群体。
数字化工具编织出一张无边无形的网络，渗透到各行各业的职场角落，重塑了当代职场的运行秩序。而这张数字之网带来的最大改变，便是彻底模糊了原本清晰的工作与生活边界，无数被数字系统困住的劳动者，其模糊的权利边界，该如何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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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的响应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发现，超半数受访者希望，用人单位能规范工时、加班及“离线休息权”，划清工作与生活的界限。
要加班费变成了斤斤计较
办完离职手续后，哈里森手指轻点手机，清空置顶的领导和客户，一口气退了五六十个工作群，没有丝毫留恋，只有久违的轻松感。他长舒了一口气——睁开眼，再也没有几十条工作群消息弹出，手机出奇的安静。
曾在一家跨国消费品公司市场部就职的哈里森说，24时在线、微信秒回是他的工作常态。“即便请了年假，躺在海滩上，只要手机一震，就得立刻切换到工作模式。”哈里森苦笑道，“怕被工作打扰，特意发了一条度假的朋友圈，实际一点用没有，该来的工作微信一条不少。”
传统的休息权，是劳动者到点就能放下手中工具、走出工厂车间的权利。那时候，工人必须使用工厂车间里的设施设备才能开展生产，因此，电闸一关、机器一停、工服一换，工作就与生活完全切割。
但现在，随着移动办公的普及，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加上无线网络就能随时随地办公，不再受制于办公场所束缚，“随时待命，为群所困”取代了过去“朝九晚五，下班休息”的模式，“打工人”变得休而不息，息而不宁。
群群在一家全球知名环境服务企业任传讯经理多年，今年初，她因隐形加班与公司对簿公堂。“领导屡次在周末和下班时间通过微信给我布置工作任务，却不给我加班费。”群群说，微信上只言片语沟通背后，是大量的时间成本。
令群群心寒和不解的是，领导以“加班需要审批”为由，对于她的加班不予认可，并明里暗里说她过于斤斤计较，毫无奉献精神。“临时回复一个邮件，开一个简短的电话会议，时间又不是很长，难道都要认定加班？”群群转述领导话称。
法院最终的判决，并没有完全支持她的加班费诉求。法院认为，微信的聊天记录截图，难以认定系公司向其发出工作指令，不应认定为加班。此外，法院还认为，劳动者秉持诚信原则，对用人单位的工作给予必要的协助和配合，一般亦不应当被认定为加班。最终，法院酌情判令公司支付群群延时加班费和休息日加班费累计2400余元。
隐形加班劳动者败诉率高
“尽管劳动法规定了休息权，但现行法律对‘线上加班’缺乏明确界定，维权十分困难，败诉率较高。”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谢亦团律师指出，根据现有法律规定，劳动者对加班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但微信聊天记录具有碎片化和间歇性的特征，若在聊天过程中存在大量间隔，主张按照聊天起止时间计算加班时间始末，很有可能不被法院认可，因为很难界定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者是否向用人单位提供了全占用式的劳动服务。
说到底，员工秒回消息处理工作，不是可以歌颂的敬业，更不是所谓的自愿奉献，更多的，是出于绩效的压力，以及随时可能被“优化”的担忧。
还有，现实中，并不是每个劳动者都有时间和精力去和企业打隐形加班的官司，谢亦团说，“在维权成本大、举证难、耗时长的情况下，大多数劳动者只能忍气吞声。”
“呼吁保障职工离线休息权，不是说不要奋斗，而是让奋斗更幸福。”谢亦团说，希望通过优化劳动法律体系，倒逼企业提高管理水平，给予劳动者在休息时间拒绝用人单位线上处理非紧急工作事务的勇气。
“正确的事情更需要我们大声呼吁。当社会共识逐步形成，我们离找到最优解就会越来越近。”上海市政协常委、江三角律师事务所主任陆敬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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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打工人倒在家中
比“隐形加班”更扎心的，是“隐性工伤”——人倒在了家中，但工作群还在响，事后还报不了工伤。
人没了，工作群还在响
凌晨3时15分，时年35岁的谭先生拨出了他人生中的倒数第二通电话，通话记录中“12”的字样显示他拨号失败。随后，也是人生最后一次，他成功拨通了120，但一切都来不及了，这位游戏公司程序员的生命停留在了那个夜晚。这是谭先生的妻子万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令人心痛的一段描述。
发生意外后，万女士和公司就工伤认定产生了分歧，由于不在办公地点倒下，而当时作为游戏开发的谭先生电脑上打开的是一款竞品公司的游戏，似乎一切不利因素都指向了这位居家还在办公的程序员。当生活和工作的界限渐渐被模糊，打工人倒在家中，工伤认定可能是维权过程中最艰难的一步。
谭先生倒在了位于松江的出租屋内，妻子万女士说，自己和女儿在扬州的老家。出事的前一晚，他们还通了电话，一切如常。万女士在受访时拿着丈夫的手机向记者展示，一年就发几条朋友圈的谭先生，一大半内容都在记录自己加班工作的情况。他曾在一条朋友圈中写道：“这个点终于修完所有BUG，感觉好饿！”这条朋友圈的发布时间是凌晨3时41分。而在夫妻两人的聊天记录里，一条凌晨4时35分的消息这么写道：“现在太晚了，我就在公司睡了啊，宝贝。”
而就在谭先生离世后的第二天下午，他的账号就被踢出了该群。
和谭先生的情况相似的是，去年11月，广州的32岁程序员高广辉倒在了家中，被救护车送去医院抢救期间，他还被拉入了一个工作群内。抢救无效去世后，仍有不知情的同事发来消息，拜托他“高工，要把这个改下”。
图为高广辉昏倒后的监控画面。（资料照片）
人没了，工作群还在频繁响起，每一条冒出的消息都是对家属的二次伤害。
这是一段漫长的，需要不断被撕扯伤口的经历。当他们在人生的剧本里“离线”后，仍没有离线的还有很多。
工伤认定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谭先生的案例中，万女士从丈夫去世到徐汇区人社给出工伤认定，整整间隔了五个月。双方争议的焦点在于，谭先生去世前在家中电脑打开的是一家竞品公司的游戏，他是否属于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
后来万女士翻找到了公司项目主管和谭先生的微信对话记录，其中有一条，主管提出，要求谭先生玩其他公司的游戏，以寻找工作灵感。这条对话记录也被作为证据提交给了人社部门。
终于在五个多月后，万女士等来了人社部门的工伤认定，她在当时对记者说：“他这几年加班实在太辛苦，这个认定，也是一种宽慰。”
只能说，谭先生最终还算“幸运”。记者在采访相关案例时了解到，部分员工因为种种原因，最后无法被认定工伤。一位员工在居家办公期间，周五晚上六点接到了一个长约15分钟的工作电话。随后他下楼，倒在了小区的花园里。
这位员工家属认为这是因工死亡，因为居家办公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有工作就需要及时处理，而员工猝死时，刚接了工作电话。公司则认为，员工去世非常不幸，但猝死时，员工所在的位置是小区里，故不应属于因工死亡。处理该案的律师透露，最终，这位员工的工伤认定没有成功。
当碎片化工作与生活深度穿插
作为当年全程参与谭先生案例，来自上海权亚智博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唐启盛看来，工伤的认定难点有多重因素造成。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1项：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视同工伤。
唐启盛表示，如今，员工处于时做时休的随时待命状态，碎片化工作与个人生活深度穿插，缺乏明确的边界。此外，居家办公状态下，工作场所与生活空间基本混同，导致某些日常行为具有生活与工作双重属性。居家办公的“家”应如何定义？在发生意外后，证据留存也困难，举证门槛较高。
近年来，唐启盛接到许多居家办公突发意外的案例。他表示，相关政府部门也在不断完善法规，给出指导性文件。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于2025年11月13日印发的《关于执行〈工伤保险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三）》第九条，专门针对居家办公工伤认定、居家突发疾病视同工伤认定作出细化规定：职工按照单位安排居家办公，有充分证据证明职工居家工作期间确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不应因在家工作而影响认定工伤。
不过他表示，随后的一句话也值得注意，该条中明确指出，“但利用微信、电话、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进行简单工作沟通，具有临时性和偶发性的，不应视为工作原因。”
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邱婕也表示，作为企业层面，需要对远程办公制定相关劳动标准，对远程办公中涉及的工作时间、休息休假、薪酬福利、劳动保护等一系列事项作出规定或约定。另一方面，企业也需要对远程办公中雇员的工作流程加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