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雍忠玮
此前ICT探索发表的文章《6G表决推迟：激烈博弈无可避免》获得了较多的关注，有读者留言问：按照10年一代的规律，6G应该在2019年正式商用，但到目前标准投票都没确定，究竟是卡在何处？
为此，ICT探索不妨简单介绍一下。总体上，6G标准制定进程现在有以下五个大的卡点。
首先就是迁移路径该怎么选，也就是《6G表决推迟：激烈博弈无可避免》文章中提到的，关于不同阵营方的分歧，其实只是6G进展的核心卡点之一。
总体来说就是，以NGMN联盟和欧洲主流运营商为代表，强烈主张只保留一条迁移路径（MRSS多RAT频谱共享），让6G与5G在同一频段平滑共存。他们希望最大化利用现有5G投资，避免重蹈5G时代多种选项导致网络碎片化、成本高昂的覆辙。爱立信、诺基亚等厂商倾向于保留更多选项（如双连接、双栈），以便为不同运营商提供差异化方案，并创造更多设备销售机会。
第二个是频谱分配的问题。可以更通俗地打比方是，如果说6G是果树，那么频谱资源就是6G土地，频谱分配就是要解决在哪片地上种果树的问题。
现在的情况是，各国在关键频段的分配，并没有达成共识。
这个没有共识，也分为两层，首先就是要不要授权。授权就单独划出来，归运营商独享（不管是欧美国家的拍卖模式，还是我国的按年交租模式），非授权主要是公众共享。
目前，全球公认的6G“黄金频段”主要有两个。6GHz频段（6425～7125MHz）和7-8GHz频段（7.125～8.4 GHz），这两个频段都属于中频段范围，有利于为6G网络的“全域覆盖”和“极致容量”两大需求，提供平衡性的结果。
各国对这些频谱资源的分配也有不同，比如美国在2020年，就将包含6GHz频段（6425～7125MHz）在内的整个5925-7125 MHz频段（共1200 MHz），分配给Wi-Fi和其他非授权业务使用，并明确拒绝了移动网络运营商希望将6GHz频段用于蜂窝网络的请求。这一决定奠定了美国6GHz频段以Wi-Fi为核心的基调。
我国是在2023年就将6425～7125MHz频段划分给了IMT系统（可以简单理解为给移动运营商的，是授权模式），而且还推动这个划定称为国际认同的规则。
正如前面所言，美国已经将这部分的频谱资源划给了Wi-Fi（也就是非授权），所以在2023年的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3）上，以中国为代表的IMT识别国家，和以美国为主的非授权倾向国家，就为这个6425～7125MHz频段到底要不要称为全球统一规则，展开了博弈。
最终结果是：会议最终决定将6425-7125GHz频段划拨用于授权移动业务，但美国市场例外。如此一来，以我国为主的主张授权的国家取得了胜利，美国也取得了“胜利”。
到了2025年，美国也意识到，离开科学性搞政治性的特权特例，其实没啥大用。所以他们又通过《大而美法案》，让FCC重新获得这部分频谱拍卖权力，计划将6425-7125MHz频段拍卖给AT&T、Verizon、T-Mobile等移动网络运营商（设定的拍卖资金目标是不低于850亿美元）。
因此，基本上可以默认，6GHz频段（6425～7125MHz）用于6G通信，将会是大势所趋了。
至于7-8GHz频段（7.125～8.4 GHz），美国是计划将其中很少一部分（7.125～7.4GHz）给6G商用，其余部分是法律禁止拍卖。我国则是明确不支持整体IMT识别（也就是不作为6G通信的授权），但在特定子频段到时候可以“研究”；欧洲采取的是中美两条路之间的道路，表示7.125～7.4GHz“满足条件下可以研究IMT识别”，其余部分则是明确反对IMT识别。
今年的5月8日，工信部正式向IMT-2030（6G）推进组批复了6GHz频段（6425～7125MHz）的6G试验频率使用许可，支持在国内部分地区开展6G技术试验。则意味着该“黄金频段”从法规层面的划分，进入了实质性的技术验证阶段。
黄金频段更多是从技术优势出发的考量，但运营商必须更多着眼于现实：如何更好地落实从5G向6G的平滑演进，例如，有分析认为，4.4～4.8GHz就有可能成为中国移动的6G主力频段之一；ICT探索认为，这个可能性不是很大，因为其他运营商也不是吃素的，不太可能让中国移动独吞。这些都还只是预计，我国对这个频段也没有做明确的定位划分。
所以，4.4～4.8GHz也可以视为6G通信的中频段补充资源，是国际标准博弈的主要频谱资源之一。总体上，4.4～4.8GHz目前的身份，是“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WRC-27）”的的IMT（国际移动通信）候选频段。
除了这些频谱资源，还有一些高频的频谱资源，也是产业界认为比较优良的6G通信频谱资源，有些甚至被视为长期战略储备的方向，但目前都还只停留在讨论阶段，就不展开说了。
第三个问题是AI怎么融合到6G中。目前，6G应当具备“AI原生”能力，这已经是共识了，但这个共识如何达成，在实现路径上，却存在着巨大争议。
比如，AI是应该构建全新的“AI原生空口”，以彻底替代传统通信算法？还是初期作为网络管理的辅助工具，慢慢推进？这其实是融合深度的问题。支持前者的，主要是大规模的运营商，例如中国移动、Virizon，以及华为、中兴通讯，以及英伟达等。支持将AI作为网络管理辅助工具的，也有一部分运营商，它们主要是从投资回报考虑这个事情，也有对在线推理持谨慎态度的公司，例如苹果。
还有不知道是否想清楚的，比如爱立信。它一方面是加入了英伟达联盟，和诺基亚、T-Mobile等一起，推动在开放、AI原生平台上构建6G；另一方面，爱立信又将AI视为实现技术而非独立功能层，建议重用5G核心网，渐进式添加Agent能力，而非深度嵌入。
再比如，6G通信中，AI代理是应当作为一个独立功能设定，还是内嵌到网元当中？总体上，支持独立功能设定的，大多数是带IT或云厂商基因的势力，但也包括中国移动、苹果、三星这些关键变量；而支持内嵌现有核心网元的，几乎包括了所有电信设备商，和大多数运营商。
从标准制定上看，这个问题也在3GPP SA2工作组里吵的一塌糊涂，从最初的强烈两种观点对立撕裂，经过多轮会议的争论，如今已经开始转向妥协和缓和，开始认同“分而治之”的双轨制方案，但还没有最终结果。
还有一些观点认为，AI融合到通信，是通信行业前所未有的扩展，而AI技术演进极快，灵活性应成为6G核心设计原则，最大风险不是延期，而是为赶工期牺牲标准质量，强调灵活性应成为6G核心设计原则。
注：Service and System Aspects Working Group 2 (SA WG2)，在3GPP的组织架构中，是隶属于TSG SA（服务与系统方面技术规范组）的一个核心工作组。
第四个问题是6G标准涉及到的星地融合中，如何将卫星互联网与地面蜂窝网络在协议底层深度融合。这也属于一个标准化难点。从技术上看，卫星通信的延迟和可靠性约束，对现有的6G网络架构（尤其是O-RAN架构）提出了新的挑战。从利益平衡上看，涉及到如何平衡传统地面运营商与新兴卫星力量之间的利益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涉及到的华为底线。在3GPP会议上，华为明确反对将OpenRAN（开放无线接入网）设为6G的强制要求。这一点在《6G表决推迟：激烈博弈无可避免》文章中，也有过提及。
深层的原因是，OpenRAN将强制化地迫使华为开放其核心的软件接口，（如果不开放软件接口，则意味着华为放弃6G市场），这触及了华为最根本的商业利益。
爱立信和诺基亚虽然也以软硬件一体化的传统方案起家，但它们已经同时建立了对Open RAN的实质性投入，这为它们提供了缓冲空间。也就是说，它们已经接受了“部分开放”的架构，并在此框架下找到了自己的位置。Open RAN的强制化，对它们是战略调整，而非生存威胁。
美国阵营力推Open RAN，其初衷之一就是在地缘政治上，为排除华为后提供替代方案。也就是说，Open RAN的强制化对华为而言，是叠加了技术开放与市场准入的双重压力，但对爱立信和诺基亚来说，更多只是前者。
而对于Mavenir、Parallel Wireless、NEC等厂商，Open RAN本就是它们进入市场的唯一路径。Mavenir作为美国Open RAN领军企业，其云原生软件方案本身就是基于开放架构设计的，并已被AT&T纳入其Open RAN供应商体系。对这些公司而言，Open RAN强制化是纯利好，而没有任何负担，意味着这些公司的市场准入门槛正式确立。
更何况，按照华为的观点，从技术上看，Open RAN的“解耦”架构，在性能、能效和运维复杂度上，目前都远不如传统软硬件一体的基站方案成熟可靠。
也就是说，如果选择Open RAN强制化，其实是用一个不成熟、甚至更差的技术方案，替代成熟方案，而目标仅仅是为了更大伤害华为的利益，华为当然会激烈反对。这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地缘政治的问题。
关于作者：雍忠玮，前财经和科技媒体人，重点关注ICT领域的创新技术发展。
